林仲易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然而其作为报人的经历鲜少为人提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先后主持北京的《晨报》《晨报星期画报》《民言日报》《北平晨报》《北晨画刊》等报刊编辑工作。他认为报纸是国家发展的动力，必须做到经济自立，独立性是报纸发挥社会引导和监督功能的前提，社会应给报纸提供一定的自由发展空间。重视并开展媒介批评是林仲易在新闻领域的另一重要贡献，他对报纸精神萎靡、不重视国际新闻和社会新闻、缺乏管理人才和经营管理意识等问题，都进行过较为深入中肯的批评。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感、自为一格的独创精神、不断反省与时俱进的实践品质、着意营造平等的编读交流空间、新闻价值与社会责任有机结合等，是林仲易新闻工作理念方面的突出特点。因此，历史不应忘记他为中国新闻事业现代化所做出的贡献。

西柏坡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枪杆子、笔杆子双双大活跃的年代，考察发现，这一时期中共中央、新华社等发出的指导新闻宣传工作的文献共计259篇。本文以整体研究为方法，从第一性原则（即作为实践活动的革命和建设工作是第一性的，作为认识活动的新闻宣传是第二性的）出发，根据解放战争战略防御、战略进攻、战略决战、战略追击的阶段性，将西柏坡时期新闻宣传工作划分为四个阶段，分析新闻宣传工作整体性的历史特点，为考察新闻宣传与实践如何融为一体及新闻宣传如何推进历史进程提供理论视角。

本研究从情感视角出发探讨学习直播间中主播与自习者的互动机制。学习直播由“Study Account”与“Study with Me”模式演化而来，在数字媒介环境下，通过“共景监视”机制促进自律，构建虚拟学习共同体。研究采用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分析主播与自习者如何在直播间的监督与陪伴互动中，借助情感劳动维系学习氛围，强化学习动力，在相互凝视中塑造自律主体。本研究发现，自习主播不仅承担监督者角色，还通过展示学习状态激励自习者，双方共同营造沉浸式学习环境。然而，随着学习直播的常规化与商业化，主播面临情感劳动的消耗，自习者可能因预期落差产生失望，甚至影响情感共同体的稳定。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揭示学习直播间的情感互动机制包含情感自主性、情感反作用性和情感工具化三个关键维度，并指出该机制的脆弱性。此外，本研究提醒自习者在利用学习直播提升专注力的同时应警惕媒介依赖，平衡自律追求与情感需求，以发展可持续的学习策略。

近年来，中文播客快速发展，由都市青年女性制作和主持、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的播客构成了中文播客的独特风景。本文以漫游法和播客民族志探索播客如何再造女性声音和表达。研究发现：播客的技术可供性使之具备了孕育替代性媒体的潜能；在播客中，非播音专业的女性以日常的、饱含感情的声音讲述未能进入主流舆论的女性体验和思考，以理论视角剖析流行文化和社会事件中的性别迷思。播客创作者与听众之间结成的女性友谊网络，形成了亲密而公共的女声合唱与回音。但当前女性播客的参与者主要是青年高知女性，在性别与阶层的交叉路口处于弱势地位的工农妇女鲜能通过播客表达自我。

人乳头瘤病毒（HPV）以其高传染性与致癌性对全球公共卫生健康构成严峻的挑战，与之相关的健康信息的匮乏也对健康传播从业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本研究将认知感知（威胁与效能）纳入风险信息处理模型（RISP），并检验了恐惧与希望两种情绪在认知感知与信息搜寻与回避行为间的机制。研究针对482名中国参与者进行在线调查，并采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感知易感性、感知严重性与反应效能可能导致恐惧，并正向影响信息回避行为；自我效能会引发希望，并正向驱动信息搜寻行为，且与信息回避行为负相关；此外，认知、情绪和行为之间的关系机制因个体决定观水平的高低而异。

当前，社交媒体应用软件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进行沟通交流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与此同时，青年社交媒体“斋戒者”，即因为在社交媒体使用中感知到倦怠情绪而减少或暂停社交媒体使用的人数也越来越多。研究基于对青年微信朋友圈使用者的问卷调查数据，借鉴“压力源-负担-结果”理论框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多维度社会压力对社交媒体倦怠的影响，社交媒体倦怠如何导致用户信息回避行为，以及社交媒体倦怠在用户社会压力感知与信息回避行为间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显示，人际交往、社会比较与隐私管理作为三种社会压力来源，都会显著正向预测用户倦怠感知；三个维度的社会压力经由社交媒体倦怠，激发了用户的信息回避行为。

在当前传播和交通“再融合”的研究中，传播和交通曾经共存的历史语义和电报对铁路交通（通讯）设施的依赖被当作两个主要的论据。然而，通过对“传播”的历史语义和“电报”媒介史意义的再分析，可以发现，电报开启了信息传播反向影响交通运输的历程，电报与报纸、广播先后确立了“信息”与“媒介”这两个现代传播语义生成中的关键词，这不仅意味着传播和交通“分野”的必然性，也预示着现代传播学科的生成。由此，传播和交通曾经的语义“共存”并不能为当下传播与交通的“再融合”提供充足的支持，传播与交通的再融合需要坚持以信息、媒介为关键词的现代传播学科的主体性，以此方能在现代学科交叉融合中作出传播学学科视角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在苏区时期将党报视为“集体的组织者”，以发行、阅读与通讯为三个着力点推动党报的改造与运行，实现基层政治权力的渗透。苏区党报在运行过程中,呈现出开放与集中的双重属性。开放化运作网络激发党报的交流属性，使党报成为联结多元读者，实现交流互动的中介角色。集中化运作网络则使中国共产党依托党报实现战时环境下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与军队的工作交流、组织和管理，并将政治话语与政治权力渗透进苏区工农群众的生活场域，使党报的“组织”和“领导”作用得以实现。

宣传工作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的重要实践领域，是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知识体系的重要支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实现“民众的大联合”以建立广泛的政治认同，中国共产党在创新政治宣传工作中初步构建了“大宣传”格局，并将其作为新知识嵌入新闻体系，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政党组织和新闻知识生产模式革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国家对社会的统合使大宣传偏离了正确的传播路径。改革开放以来，党对宣传工作的全面修正与全新规划，使“大宣传”成为国家与社会合作的中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政治机遇伴随传播问题接踵而至。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阐述了新时代大宣传的多维内涵，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回归传播本位，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路径，使“大宣传”成为党与人民沟通的血管。

清末民初是日本调查中国的密集时段，中国西北地区是日人调查的重点区域。在近代日本对华情报调查系统中，存在着一个“汉口乐善堂－日清贸易研究所－东亚同文书院”的独特体系，这个体系以调查资料为依托，编纂出版了以中国商业地理为主的系列书籍，这是在近代中日两国出版史上极为重要的文献资料。本文以“汉口乐善堂－日清贸易研究所－东亚同文书院”为研究脉络，以其出版的书籍为分析对象，以甘肃省为分析重点，对近代日本对华调查资料的编纂史展开考述，不但可以深入了解近代日本对华调查资料从情报到信息的转化过程，更能窥探近代日本对华扩张心态下的实用主义意图。

随着变法维新思潮的兴起，报刊成为众多传统文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相较于朝堂士大夫与沿海口岸知识分子，乡绅更喜欢接触既带有新闻内容，又以思辨政论为主的报刊，这促使报刊成为乡村文化权力嬗变的枢纽。在乡村文化权力嬗变过程中，报刊催生的阅报社群发挥了重要角色，将文化权力逐渐从有名望的乡绅转移至具有公共讨论意义的社群团体，乡绅由此扮演“通中外、达新知”的转译者角色。浙江瑞安乡绅张棡的日记就展示了这一权力嬗变的过程。张棡最初将报刊作为新闻橱窗，随后又参与创建阅报社群，进而演变为乡村文化与知识讨论的平台，呈现出晚清报纸进入乡村所带来的文化权力嬗变图景。

从1924年10月23日到1941年12月6日的17年间，浙江宁波人邵芾棠以“F.D.Z”为笔名在《字林西报》上的“读者来信”专栏发表190篇英文评论。这些文章议题丰富多元，涉及时事政治、社会风气、华洋关系、治外法权、租界管理、华人权益、民国人物、宗教问题等。在文章中，他多次与西人商榷，甚至展开激烈辩论，传递出华人的家国情怀、文化修养、包容理性和不卑不亢的立场。他的言论常常引起西人震动及议论，也在上海民国时期的外文报刊中产生了一定影响。邵芾棠的外报投书经验对我国今天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具有借鉴意义——我们需要更多像邵芾棠这样的“全能型志愿者”。

本研究立足于媒介化视角，采用网络民族志和文本分析方法，基于物质性路径剖析了B站泛知识类短视频的传播型构过程，总结了学习类创作者的知识生产策略、用户的知识再生产机制以及平台在这一过程中的导向与牵制，发现媒介不再仅仅是传承知识的传送带，而是更多地直接参与到知识生产全过程之中。此外，用户、创作者和平台间的复杂互动与交往过程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动态的接合过程：第一重接合为个体认知层面知识生产与知识再生产的接合，第二重接合为行业生态层面知识个性化与知识公共化的接合，从而有利于创新媒介化研究的解释路径。

信息技术的加速迭代，形成了以人或虚拟数字人为中心，融合视频、声音、文字等多种模态信号的主持传播新模式，专业主持传播与社会化传播之间的边界变得逐渐模糊，主持传播内容同质化和传播穿透力弱化的特征日渐突出。因此，本文研究提升主持传播效能和引导力的方法。具体而言，基于计算社会科学的理论，首先提出了计算主持传播范式，即以主持传播多模态自洽呈现为关键核心，实现多模态信息的有效协同；其次，以主持传播多时空多尺度精准分析和主持传播效能有效度量为重要支撑，研究多模态信息融合方法，实现传播内容和效能的差异化、细粒度感知。这一研究为数智化时代的主持传播提供了定量化的理论方法、框架和指导准则。

本研究基于比较类型和性别差异，探讨社交媒体使用对网民容貌焦虑与幸福感的影响。通过三组心理实验，分析社交媒体使用对网民心理的影响机制，并考察性别与社会比较类型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社交媒体使用与容貌焦虑正相关，与幸福感负相关，且社会比较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研究揭示了社交媒体使用对心理的影响机制，并明确了社会比较的边界条件。本文建议通过科学引导用户理性发布与内容浏览，优化平台算法以传播健康信息。

社交媒体已成为具有健康需求的患病个体或潜在风险群体寻求社会支持的重要渠道。本研究以社交媒体上的“暴食”视频为切入点，对受暴食困扰的青年女性个体展开深度访谈，发现青年女性观看暴食视频的行为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青年女性实现了“我知”—“我在”—“我能”的身份动态调适，获得暴食疾病认知、共享疾病情感等有力社会支持的同时，发展出监督这一新型社交方式；另一方面，青年女性认为社交媒体误用“暴食”概念，这加深了“他群”对“我群”的刻板偏见，会引发不良行为模仿与自我怀疑。与聚焦社交媒体疾病表达内容的研究不同，青年女性在观看暴食视频获得社会支持的同时，严重的社会焦虑也相伴而生，这种焦虑促使她们采取屏蔽等自反性行动以抵抗负面影响。

本文基于数字化浪潮以及“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的大背景，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我国中年群体的数字健康行为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中年群体获得的社会支持水平能正向影响其数字健康行为水平，且中年群体的健康素养在其获得的社会支持与采取的数字健康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本文期望通过对中年群体数字健康行为现状、影响因素等的探究，在个体层面唤起中年群体的健康管理意识，在社会层面上提升大众对健康促进方式的认知，以期推动整体健康水平提升。

相较于《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的人民报刊思想，《新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形成的无产阶级报刊理论是马克思报刊思想中更为科学的思想。《莱茵报》时期，青年马克思出于对普鲁士王国的政治批判展开了对新闻出版自由问题的辩护，依托康德费希特的观念论哲学以及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国家学说，马克思初步提出了“人民报刊”的思想。然而人民报刊思想之于现实问题的局限性迫使马克思在《莱茵报》卸任后清算作为自己理论基础的黑格尔主义国家观，并逐步基于唯物史观找到了先进的历史主体——无产阶级，以此形成其成熟报刊思想——无产阶级报刊理论。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无产阶级报刊要代表无产阶级利益，服务于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而创办《新莱茵报》正是马克思成熟报刊思想的伟大实践。

我国媒体融合从最初的“相加”“相融”到现在的“深度融合”，全媒体传播体系不断完善，这也是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必由之路。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离不开政治逻辑的引导、技术发展的驱动以及现实需求的推动。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仍存在体制机制创新不足、人才流失严重以及技术过度依赖等问题。主流媒体需坚持导向为魂、移动优先、技术为要、内容为王、人才为宝等创新路径以实现其系统性变革。

“抑郁症”是近年来社交媒体中的公共阐释现象，这一概念已从医学范畴延伸至大众文化圈层，并逐渐在社会各层面扩散。聚焦于“抑郁症”概念在社会范围内的流行，对社交媒体中“抑郁症”的媒介呈现与话语生产模式进行研究，可发现“抑郁症”的话语场呈现出独特图景，围绕“抑郁症”议题的话语生产模式也显得复杂多元。新媒体的赋权，打破了制药业、医学会、专家学者等对疾病话语权的垄断，具有切身体验的患者或潜在患者也能参与到医学知识的建构中，获得部分的疾病阐释权。在此过程中，“抑郁症”概念扩散将难以避免地产生消极引导，这需要在研究中系统观察和梳理。

校园欺凌是备受社会关注的议题，而留守儿童在家庭与社会系统中的特殊处境使得该群体的欺凌现象中更应予以关照。本研究以544名8-18岁且父母均外出务工的留守儿童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法，探讨性别、年龄、童年逆境经历与遭受校园欺凌的关联，并验证童年逆境对遭受校园欺凌及其五种亚型的影响与媒介化亲子沟通在其中的保护作用。研究发现，留守男童遭受校园欺凌的可能性较之留守女童更大；童年逆境经历较多的留守儿童更易遭受校园欺凌，具体而言，童年逆境经历越多，遭受校园欺凌及间接欺凌、性欺凌与网络欺凌三种亚型的频率越高；媒介化亲子沟通在童年逆境对遭受校园欺凌及其亚型影响的保护性作用上存在差异，与母亲的媒介化沟通能够缓解童年逆境对遭受校园欺凌及间接欺凌、网络欺凌、性欺凌的影响，而与父亲的媒介化沟通能够缓解童年逆境对遭受网络欺凌的影响。基于现有结论，研究将媒介化亲子沟通方式作为关键环节，试图对缓解留守儿童遭受校园欺凌的干预实践提出可行建议。

基于“硬—软新闻”理论，本研究从新闻用户参与的视角分析主流媒体以软化的方式报道时政新闻的可行性。基于“@央视新闻”微博中三条“大国外交最前线”时政Vlog新闻，本研究利用主题模型、社会网络分析对用户评论和转发进行分析，并探究了用户互动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用户对不同类型新闻事实的关注程度存在差异，且形式创新与用户体验受到更高重视。明星偶像粉丝与娱乐类博主在转发网络中发挥枢纽作用，与用户体验、主播有关的评论促进了用户参与。时政Vlog是主流媒体为了获得新闻用户的关注而进行的生产性新闻创新，也发挥了动态聚拢用户的作用，改善了用户体验并促进用户与媒体、用户之间情感与信任的传递，产生了关系性创新的效果。

以公共性为底色的舆论，是社会耗散结构中的重要反馈渠道，在反映民心民意的过程中释放出巨大的社会能量。当下舆论生态环境所依托的公共空间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此情境下有必要深入研究舆论的价值问题，追问舆论的“应然状态”，探究如何以舆论推动社会公共利益。舆论价值研究以舆论活动中的价值现象、价值活动为直接研究对象，以舆论的价值理论体系为学理研究对象，基于价值哲学视角，对舆论的价值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从本体论角度分析了舆论的价值内涵、本质、要素与类型；从认识论角度展开了舆论的价值评价研究；并落地于实践，从方法论的角度总结了舆论的价值实现问题。

文化类短视频作为文化国际传播实践的典型方案，在国际传播场域内构建起文化奇观，但同样存在问题。对此，从文化的情感性表达出发创设更具共通性、多样性、系统性的内容传播空间，成为提升文化类短视频国际传播效能的现实选择。共情作为贯穿文化类短视频“出海”实践的核心线索日益受到重视，共情传播转向正值发生。研究采用多模态话语分析的方法，以YouTube平台内热门文化类短视频为案例，归纳出“出海”文化类短视频的主要情感性话语，并据此解析文化类短视频增进与国际受众情感连接的建构策略。

关于“讲好中国故事”的既有论述大多集中于“怎样讲好”，而对于“为何要讲”的研究尚不充分。本文的讨论对象，即是“我们为什么需要‘中国故事’”。研究发现，“大国崛起”不仅涉及诸多物质指标，还需要有与之相匹配的“大国叙事”；当下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实力”之争，往往关乎“叙事实力”的强弱；大国政治的最新发展，又与“承认的政治”密切相关，而后者又常常转化为“讲故事”的能力。就此而言，中国的“和平发展”需要“中国故事”、中国对“国际话语权”的争夺需要“中国故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需要“中国故事”。

移动互联网语境下的时空秩序是一种媒介化的型构过程。这种型构依赖作为“物”的媒介与人的物质性联结。与时空媒介化的传统经验逻辑不同，各类媒介物（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与数码物（交互界面、算法等）所构筑的时空秩序不再表现为它们对人类时空体验的工具化计量以及个体感知时空的意识主体性。相较而言，移动互联网语境下的传播实践正在把我们对时空的感知、言说与实践互构式地置于人类与智能机器联结的耦合情境。由此所构筑的媒介化时空分布于我们同媒介物和数码物“打交道”的交互过程，而非结构功能意义上的媒介化时空表征。

媒介研究长久以来重视听、轻触觉，对触摸的理解也常见直觉式的生物性理解。本文指出，不存在纯粹无中介的感知，媒介研究需要对触摸历史及其文化形式做更丰富的经验性描述。据此，本文以触摸传感器为考古对象，探察触觉在被传感过程中的技术意涵与身体在触摸互动中的位置，及至此种触摸的社会效应。研究认为，电容触摸传感器在市场上胜过电阻、光学技术分支凸显了手与手指“影像”的崇高地位。相应的，执笔书写、鼠标操控、手指比划的姿态演化也为不同程度穿透屏幕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与不断强调各类“手指动作”的技术条件同步发生的还有“书写”姿势的回归，昭示出中介化触觉在当今的不确定性。而指纹作为触摸界面的“装置”转化，则进一步折射出数字世界的安全隐忧。

在“政府-平台-用户”的链式监管体系下，社交媒体平台的治理责任被落实为一系列公开发布的平台规制，以在数字空间实现先验理性的延伸。与此同时，由用户的言说、姿态和实践构成的潜隐剧本也在后台交往中日益完善，促使平台治理的现实图景从同质化的支配性力量转变成动态关系的持续缔结。以新浪微博为例，用户的“策略性顺从”表现出三个不同的维度：在完成恭敬剧本表演的同时，发展出自我尊严维护的潜在脚本；在适应平台准入门槛的同时，揭露平台治理的隐藏策略；通过定期开展公开质询，逆转平台治理的仪式过程。这些持续进行的默契较量与相互适应，塑造了用户与平台之间，以及用户彼此间的动态交互，编织出一个多维度、去中心化的“数字共通”空间，彰显了复数公共性在社交媒体平台中的可能性。

本文将“政治家办报”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阐释其历史演进过程，并基于新的时代形势和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实践经验提炼出当下政治家办报思想的理论内涵，提出将培养“政治家记者”作为新时代践行政治家办报思想的实践路径。政治家办报思想经历了从强调新闻事业的政治性内涵到强调政治性和规律性相统一的发展历程。在新时代，政治家办报从办报理念上升为一种反映历史主动的主体意识，从实践经验抽象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理论，为当下新闻人才培养和新闻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

副刊作为报纸的固定版面，既与时代相辉映，又有相对独立性。目前新闻史学界对王郅隆时期《大公报》副刊关注较少。本文尝试从结构与原动力的视角，结合军阀政治时代背景，对王郅隆时期《大公报》副刊进行纵向的历史分期和横向的内容分析，以栏目内容及设置、副刊改革及版面变化为着眼点，结合社会环境、编辑方针、作者来源等展开分析，进而给予王郅隆时期《大公报》副刊一种较客观的评价。我们既不能忽视它在特定时代表现出的局限性和消极性，同时也不应抹杀其客观存在的积极性和创新性，要看到副刊中的进步思想和对民族复兴的追求，以及对当时社会和政治产生的积极意义和影响。从总体上看，王郅隆时期《大公报》副刊在选题上的基调是爱国、启蒙和进步的，在内容上是贴近社会、贴近现实的。它承接了英敛之时期《大公报》副刊传统，并为此后新记《大公报》副刊奠定了基础，在《大公报》副刊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