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的新闻评论面临结构性冲击，本文基于数字新闻的生态性视角探究新闻评论实践中的智能化观点涌现、视觉化文本再造以及情感化说理机制。新闻评论在数字性与新闻性的张力关系中经受检视，实践中出现的“AI味”浓重的评论文本常落入中庸化和标准化的数字性陷阱，新闻评论的新闻本位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被片面追求流量的传播效果导向弱化。本文倡导重振新闻评论的专业价值和职业权威，强化基于事实的理性思辨和说理能力，通过人机价值对齐构建新型信息关系，为数字时代新闻评论的内容治理提供规范路径。

本研究基于比较类型和性别差异，探讨社交媒体使用对网民容貌焦虑与幸福感的影响。通过三组心理实验，分析社交媒体使用对网民心理的影响机制，并考察性别与社会比较类型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社交媒体使用与容貌焦虑正相关，与幸福感负相关，且社会比较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研究揭示了社交媒体使用对心理的影响机制，并明确了社会比较的边界条件。本文建议通过科学引导用户理性发布与内容浏览，优化平台算法以传播健康信息。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成立初期，围绕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建设展开了多方面探索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以编写教材开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的道路，在回应“新闻无学”论调中牢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根基，在学术争鸣中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核心命题的认识。这些探索与实践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的本土化征程，确立了学科发展的正确方向，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体系构建和后续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作为我国对外传播的积极尝试，却被西方媒体冠以“外宣机器”等标签质疑其故事的真实性。本文尝试基于转文化视域，借助“实践范式”的媒介研究路径，对在华外国人摄制纪录片这一媒介实践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在他者转译真实中国的实践活动中，不仅需要作为“中介物”的纪录片文本生产，还需要平台媒体、国家机构与海内外受众等行动者的联结参与，共同将转译真实中国的媒介实践嵌入国际传播的人类社会实践之中。基于此，研究提出“介入性中国故事”的全球共创与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仪式化为机制的“转文化”实践本土想象，为理解新全球化时代“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提供现实与理论维度思考。

新闻业被话语制度主义定位为社会行动者通过规则和实践影响新闻内容的生成。数字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变了新闻业在宏观社会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揭示了从话语维度理解新闻业内部运作机制的重要性。本文综述了话语制度主义在新闻学研究中的应用：首先探讨新闻业在社会运作中的角色演化及其情感属性的显露；其次，在此基础上讨论话语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对于理解新闻的文化权威建构与职业角色认同具有的重要意义；最后，文章提出了话语制度主义视角下数字新闻业未来的研究方向，以深化对新闻业角色和特征的认识。

当前，在世界大变局和新技术更迭的浪潮之下，国际新闻传播格局正发生深刻变化。国际传播研究面临被动实践与理论内卷的双重困境，具有整合性、本土化特色的知识生产和概念创新不足，学界亟待凝练新的理论范式和方法论路径。对此，本文主张沿循实践、文化和技术的学术脉络切近国际新闻研究领域，阐明以“国际新闻流通”作为核心概念和理论命题的重要性，以“关键事件”“网络”为研究对象改进传统范式的认知局限，并提出计算、定量与定性混合分析的方法进路。最后，文章从“应然”角度讨论国际新闻流通秩序构建的共同体理念和中国方案，以期推进国际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在全面抗战时期，国统区封建妇女观念复燃，妇女运动停滞不前，妇女群体陷入社会身份的困惑之中。在中共中央及其南方局的共同指导与引领下，中共党报《新华日报·妇女之路》将女性责任、妇女解放与民族独立、国家命运和历史进步紧密结合起来，形塑出多元化的“革命新女性”话语体系，使自身日益成长为指导国统区妇女运动、抗战舆论动员的重要组织力量，指引着妇女从依附性的客体走向社会主体，以参政者、工农劳动者、革命战士等新的社会角色，斗志昂扬地参与到公共领域的社会实践之中，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厥功至伟的贡献。

我国媒体融合从最初的“相加”“相融”到现在的“深度融合”，全媒体传播体系不断完善，这也是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必由之路。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离不开政治逻辑的引导、技术发展的驱动以及现实需求的推动。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仍存在体制机制创新不足、人才流失严重以及技术过度依赖等问题。主流媒体需坚持导向为魂、移动优先、技术为要、内容为王、人才为宝等创新路径以实现其系统性变革。

回顾中国互联网30年之路，网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从互联网进入中国的1990年代开始，起起伏伏的网红构成了中国互联网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随着技术的阶段性变革，网红也呈现出不同的代际特点和规律。从1990年代到2020年代，网红经历了互联网与传统媒体相结合时代的第一代网红、Web 20网民成为主体的第二代网红、移动时代具有全民动员力的第三代网红，以及视频与算法结合、真实与虚拟融合的第四代网红的演变，生产方式与价值实现也发生了相应转变；网红现象是社会转型、文化变迁和社会心理层面的反映和折射，其所形成的网红经济也与经济结构的变迁紧密相连。总体而言，网红被互联网推向浪潮之巅的时间或长或短，或许并不能概括为时代精神的代表，但它的确谱写了互联网技术和应用的演进历程，彰显了互联网独特的影响和传播力，也折射了社会传播机制的变迁，还反映了中国社会变革和社会心理的变化和走势。

从广义的文本互文，到狭义的语篇互文、语图互文，关于互文的研究不断深入并朝着跨符号系统的方向发展。正如语言和图像一样，声音和影像之间也存在着互释关系。声像互文普遍存在于各类视听文本中，这种互文（互释）关系既是历时的，也是共时的；其既存在于以声音为连接的文本之间，也存在于同一文本中的声音和影像之间。声像互文对视听文本的生产和释义机制具有重要影响，也正因为如此，以短视频为代表的后文本才有了大量增殖的可能。视听文本通过声音建立了文本和文本之间的关联，并不断地从先文本中挪取意义，因此对其的叙事和意指分析也需要放置在互文的语境下。本文提出了通过声音建立声像互文关系的几种类型，并认为声像互文存在“同向指向”“反向指向”“合力指向”三种释义机制，这三种机制对文本的释义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云南日报》是云南省政府在1935年创办的地方性报刊，在云南影响力巨大。《云南日报》作为抗战时期云南地区主要的舆论载体，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承载着在抗战大后方宣传抗日新闻、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抗战动员的重要任务。该报采用多种路径进行组合宣传，意在让云南各族人民了解中华民族内涵，并宣传爱国主义思想、推动边疆文化发展，其报道也为边疆人民熔铸了中华民族意识，增强各族群众的民族认同感和责任感。该报也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全民族抗战政策，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

手机游戏已成为青少年重要的休闲娱乐方式，但其中潜在的隐私侵害为青少年的网络隐私安全带来隐患。本文基于保护动机理论，分析了家长和平台对青少年手游隐私风险意识和保护行为的影响。通过对573名高中生进行调查，发现家长积极性干预、家长限制性干预和平台警示信息接触，对青少年的风险评估有正向影响；平台隐私设置便捷性对青少年的风险评估和应对评估都有正向影响；风险评估和应对评估会推动青少年保护行为的采纳；家长干预和平台规范也会直接促进青少年隐私保护行为的实施。本研究的发现验证了保护动机理论在该语境下的适用性，并为保障青少年网络隐私安全提供了建议。

与私人化的阅读方式不同，集体阅读是一种由多人构成、具有群体性的阅读行为。这一阅读模式主要体现在20世纪中共党内和党外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动员中。从依托制度性传播媒介汇聚建党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共同阅读”；到建党后动员工人中创造的“朗读—聆听”；再到农村根据地深入群众的“集体读报”；以及延安整风学习前后以党员干部为主体的“组织化的阅读”，林林总总的集体阅读适应了不同时期文本资源匮乏、读者文化低下等复杂的阅读环境。作为中共革命年代的一种政治文化实践，集体阅读对于党构筑“主义和组织的共同体”，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标语宣传是中国工农红军开展舆论宣传工作的重要方式之一。红军在贵州的标语宣传极具特色，具体表现在标语的发布区域广泛，书写方式多样，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开展宣传工作的经典案例。红军开展标语宣传的初衷是向民众澄清事实，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污蔑。然而，实际上标语却成为中国共产党向民众传播政治主张，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的重要载体。这些标语不仅在发动群众、瓦解白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且连接了红军和普通百姓，将党的宗旨、任务传递给老百姓，有效配合了革命及军事活动的开展。

县级融媒体建设作为我国媒体融合以及基层治理现代化中的热点话题，引起学术界和业界广泛而持续的讨论。本文使用CiteSpace分析工具，对中国知网563篇县级融媒体研究的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的文献进行分析，全景式追溯该类研究的现状、热点与趋势。研究发现，县级融媒体的研究总体呈现出“∩”字型发展态势，且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之后出现爆发式增长；研究群体呈现出“大分散、小聚集”的特点，作者间还具有较大的合作空间；研究议题以“媒体融合”为核心形成了相互联结的研究内容，初步形成多元主题相互勾连的知识生产体系，并呈现出从“媒体本位”向“治理本位”的媒介化治理逻辑转向；县级融媒体建设的功能定位、多元模式、多重困境以及县级融媒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角色定位、功能拓展、经验模式是近年来研究的主要热点知识群。未来研究需从构建合作网络、拓展研究议题的“学术槽”和加强研究方法等方面作出努力。

本文以政治媒介为研究视角，在“绝地天通”的传统中探寻陶器媒介的诞生及其功能展演，把握华夏媒介的文化深层脉络。在古人的早期政治媒介实践中，天命和血统的传统观念为政治合法性提供了一条以宗教为媒的进路，进而塑造了礼器的媒介形态和信息传递方式。宗教和礼器所生产的政治规范“王权神授”和“藏礼于器”又成为政治生活中的新传统，从而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媒介态度和政治观念。以“政治-传统-主体”作为维度，能够更好地理解传统媒介的政治偏向和社会文化属性。

本文基于数字化浪潮以及“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的大背景，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我国中年群体的数字健康行为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中年群体获得的社会支持水平能正向影响其数字健康行为水平，且中年群体的健康素养在其获得的社会支持与采取的数字健康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本文期望通过对中年群体数字健康行为现状、影响因素等的探究，在个体层面唤起中年群体的健康管理意识，在社会层面上提升大众对健康促进方式的认知，以期推动整体健康水平提升。

科技符号对于当代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是不可或缺的，如何遴选相关科技符号助力国家形象建构，十分值得探讨。本研究从建构国家形象的角度论证了科技符号的筛选标准，同时，以中国高铁为例，通过在英、法、美、印共发放2039份调查问卷分析社交媒体等影响因素对于高铁喜爱度的影响，并与大数据分析相结合，通过“他塑”中社交媒体相关推文及他国主流媒体对中国高铁的报道进行内容分析。结果显示，中国高铁在喜爱程度上与传统文化符号较为接近；同时，在社交媒体及海外媒体的新闻中，高铁能够代表中国智慧的结晶。因此，本文认为中国高铁满足“符号化”的要求，可以作为当代科技符号助力建构国家形象。最后，本文提出了“符号化”的相应策略。

新媒体时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丰富内涵，不仅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提供了理论引领，更有助于通过文化交往使中国价值得到世界上不同文化的理解和认同，从而塑造国家形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随着智能媒体的发展，新媒体技术对跨文化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提升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效能。基于此，本研究以网络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和短视频《拿柴房造了一个森林衣帽间》为例，重点考察文化符号在媒介场域中的多向度传播策略，将文化符号的流动性和互动性纳入中华文化传播议程考量。本文指出共情传播和具身参与可以拓展中华文化的传播路径，受众的情感共鸣可以加深对中华文化符号的理解与认同，进而促进文化交流与互鉴，在文化传播领域内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构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播话语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个多世纪以来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践以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不断开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新境界的真实写照。梳理和探究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播话语体系变迁发展的时代脉络，不仅可以为新的历史时代中国应该如何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提供有益的历史经验和启示，而且可以激发因应这种变化构建具有鲜明时代印记和民族风格的、能够反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理论和实践自信，这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具有重大现实指导意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随着中国革命进入新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政策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党中央根据这一历史阶段的总任务明确了该阶段新闻宣传工作的重心和基本任务，坚持根据复杂斗争形势运用因地制宜的宣传方式宣传、影响和组织工农群众投身革命，同时探索建立红军宣传工作制度、党管媒体制度、党报通联制度及通讯社工作制度等，丰富了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政策体系，为土地革命战争的开展、红军长征的伟大壮举以及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兴起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研究立足于媒介化视角，采用网络民族志和文本分析方法，基于物质性路径剖析了B站泛知识类短视频的传播型构过程，总结了学习类创作者的知识生产策略、用户的知识再生产机制以及平台在这一过程中的导向与牵制，发现媒介不再仅仅是传承知识的传送带，而是更多地直接参与到知识生产全过程之中。此外，用户、创作者和平台间的复杂互动与交往过程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动态的接合过程：第一重接合为个体认知层面知识生产与知识再生产的接合，第二重接合为行业生态层面知识个性化与知识公共化的接合，从而有利于创新媒介化研究的解释路径。

抗日战争时期，《新疆日报》先后聘请了戴彭荫和鲁少飞等美术工作者，充分利用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的漫画开展抗战宣传和视觉动员。《新疆日报》的抗战漫画主要有报头漫画、画刊漫画、木刻漫画和连环漫画四种类型，重点围绕宣传抗日救亡理念、分析反法西斯战争局势、宣扬抗战前线辉煌战果和号召捐款捐物支援抗战等主题开展创作，体现出丰富性、讽刺性、多样性和政治性的特点。《新疆日报》的抗战漫画承担起了战时宣传动员的时代使命，推动了新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同时也为新疆美术事业的发展奠定基础。

从平台的传媒属性到互联网成为社会基础设施，再到数据、算法成为网络平台的生产要素和工具，全球平台治理进入互联网革命的深水区。中美欧掀起的平台治理风暴出现明显分化，冷热不均，起伏不定。呈现在学术层面的诸多研究成果，成为深入分析全球平台治理进程的最佳观察点。随着近年平台治理研究持续深入，开始形成概念和理论体系。围绕平台的基础理论、平台治理的制度构建、平台的社会化治理模式创新、平台治理的司法实践和中美欧不同区域的互鉴和比较，形成学术热点。除经济和技术上的持续发展和竞争外，平台治理制度创新是国家实力角逐的重要维度。互联网平台治理还缺乏一锤定音式的解决办法，未来还需政府、学界、业界共同寻求制度上的根本创新和突破。推进平台治理应当寻求监管必要性与互联网经济发展、技术创新之间的平衡。

重视开展媒介批评是五四时期北京《晨报》一个十分突出的新闻理论建构形式与话语实践。该报曾对当时中国新闻界普遍存在的社会新闻低俗、国际新闻缺乏、新闻报道失实、事实与议论混杂的新闻写作方式等问题进行尖锐的抨击；对社会势力收买新闻媒体、记者借新闻报道谋取私利、记者缺乏科学常识却又不懂装懂诸多不良现象，从表现和成因等多个方面，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揭露和分析，以期引起社会的注意和媒体的反省。自觉的主体意识、强烈的现实关怀、浓郁的批判色彩、开阔的世界视野、平等的对话空间、多样的批评形式，是五四时期北京《晨报》媒介批评实践的主要话语特色。五四时期《晨报》的媒介批评具有整体性的意义，是当时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彰显自身本质存在与发展内在逻辑的一种理论话语反映。

戏剧是山东抗战时期的重要宣传媒介，为充分发挥戏剧的社会动员效能，山东抗日根据地采取了三个方面的措施：第一，依托剧团形成类型多样、统一协作的戏剧机构组织化格局，充分调动与组织各方力量，显示出强大的号召力、战斗力与影响力。第二，进行戏剧形态的革命化改造，通过对旧艺人、旧戏的改造与戏剧新形式的利用，确保传播队伍思想的纯粹性、传播内容的政治性、传播形式的多样性，从而使戏剧实现抗战话语的重构。第三，推进戏剧演示的大众化表达，通过深入群众生活搜集戏剧素材、关注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大事件与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最大限度地实现戏剧传播的在地化，引发群众的同情共感。

从1924年10月23日到1941年12月6日的17年间，浙江宁波人邵芾棠以“F.D.Z”为笔名在《字林西报》上的“读者来信”专栏发表190篇英文评论。这些文章议题丰富多元，涉及时事政治、社会风气、华洋关系、治外法权、租界管理、华人权益、民国人物、宗教问题等。在文章中，他多次与西人商榷，甚至展开激烈辩论，传递出华人的家国情怀、文化修养、包容理性和不卑不亢的立场。他的言论常常引起西人震动及议论，也在上海民国时期的外文报刊中产生了一定影响。邵芾棠的外报投书经验对我国今天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具有借鉴意义——我们需要更多像邵芾棠这样的“全能型志愿者”。

中国共产党人曾在陕甘宁边区致力于卫生医药的建设工作，在群众中进行了丰富的健康传播活动。文章结合话语实践分析理论，从文本构成、话语实践和社会价值三方面切入当时健康传播活动的具体内容：文字、视觉和声音文本，共同构成革命政治叙事背景下的多模态健康话语表达；此种话语实践，形成一种政治主导下的卫生运动与多样宣传中的日常动员模式；妇婴问题、反巫神运动和中西医合作三个主要议题，反映出现代性启蒙与组织性改造的社会价值构建过程。结论部分指出，延安时期的健康传播活动是一种以社会动员形式开展的文化运动，亦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卫生工作方针有直接指导意义。

威廉·托马斯作为芝加哥学派的早期奠基人，由于“偶然性”事件和其他研究范式的崛起，其学术思想在社会学和传播学研究中均受到严重的忽略。本文以重释托马斯“主客一体”情境概念为脉络，通过文本细读方式来深入挖掘托马斯有关集会、赠礼、报刊、舆论等方面的研究观点，力图整理托马斯在芝加哥学派从思辨到经验的研究范式转换中的奠基性传播思想。进而，在传播思想史上找寻其承上启下的学术地位，并从传播研究角度评估其传播思想的当代价值。

《中国建设》(英文版）诞生于新中国应对国际斗争的外交过程中，是践行中国特色“人民外交”的重要媒体手段。本文探讨了国际政治与外宣工作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认为：《中国建设》（英文版）的创刊，不仅反映出党和政府根据国际形势和具体国情在对外战略上的调整变化，更是我国国际传播工作贯彻“人民主体”思想的具体体现。

中华文化有效国际传播有助于塑造真实、立体、全面、客观的中国形象，有助于让海外受众更好地理解中国价值，但文化独特性导致受众在接受并理解他国文化时存在相当程度的难点与困境，这也构成了中国国际传播中一对重要的矛盾关系。近年来，在新媒介、新技术的助力下，具有中资背景的网络文学、短视频、微短剧、电子游戏逐渐被海外受众作为日常性使用的媒介资源，这些媒介形式和内容呈现出场景虚拟化和叙事虚构化特质。整体上看，场景虚拟化和叙事虚构化在多种媒介技术赋能与创新的合力下，能够挣脱空间、时间、心理等既有限制，从而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流动性与意象性，重塑文化表达方式，突破传统的线性时间观念，搭建新的文化认知情境，促进文化认知的共鸣与共情。以此为经验，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有了新的实践路径。

2022年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砥砺深耕，涌现出一大批史料扎实、议题广泛、视角新颖的高质量学术成果，同时各研究领域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史研究呈现跨学科趋势，晚清民国新闻传播史研究扎实推进，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议题广泛，新闻传播思想史侧重古代研究，新闻传播专题史研究成果丰硕。

2022年中共党报党刊史研究一如既往受到诸多学科的关注，学术成果持续丰富，研究视角更加新颖，研究方法更加多元。延安《解放日报》改版问题受到重点关注，《人民日报》及其新媒体研究取得诸多成果，党报党刊的编辑理念研究成果颇多，这些构成2022年党报党刊史研究的新特点。同时，比较研究方法逐步受到重视，长时段、整体性探讨余温仍在，在新史料挖掘、新方法运用和新观点的讨论等方面都有稳步进展，表现出党报党刊史研究的生机与活力，但研究不均衡、碎片化等问题仍然没有根本改变。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报道对基层舆论引导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抖音短视频越来越成为主战场。通过对10家县级融媒体中心1000条相关抖音短视频进行分析发现，县级融媒体中心多采用权威信源，主动发布信息，以获得舆论引导主动权；内容大多涉及本地，以情况通报和科普类为主，情感偏中立和正向，积极聚焦一线医护人员；在剪辑上，适应短视频特性，多使用激发情感的音乐。同时对样本暴露出现的不足，笔者提出了相关优化建议。

“对话范式”是近年来指导国际传播实践的重要范式。然而伴随海外社交媒体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场域，传统“对话理论”面临社会网络关系盲区下的对象偏离和叙事错位困境。本文采取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聚焦海外社交媒体场域，结合数博会海外社交媒体传播实践，提出国际传播“对话范式”应基于海外社交媒体网络社会关系情境，引入“互动关系”“议题参与关系”和“权力关系”三大社会网络关系线索进行对话重构，以促进国际传播真正“对话”的发生。

子代对亲代的 “文化反哺”推动了移动媒体技术向中老年群体的扩散，同时也加速了家庭场域权力关系的转移。本文通过对30位中老年父母的深度访谈，呈现了由智能手机使用中的“文化反哺”导致的家庭权力关系转移图景。研究发现，子代对亲代的“文化反哺”伴随着家庭场域中权力关系的变化，亲代沿着“顺从-抵触-反抗-妥协”的路线完成家庭场域中的权力转移。这场权力转移受到场域同构性、文化资本类型以及行动者性别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新场域权力关系的形成影响了两代行动者后续的行动策略选择。

社交媒体已成为具有健康需求的患病个体或潜在风险群体寻求社会支持的重要渠道。本研究以社交媒体上的“暴食”视频为切入点，对受暴食困扰的青年女性个体展开深度访谈，发现青年女性观看暴食视频的行为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青年女性实现了“我知”—“我在”—“我能”的身份动态调适，获得暴食疾病认知、共享疾病情感等有力社会支持的同时，发展出监督这一新型社交方式；另一方面，青年女性认为社交媒体误用“暴食”概念，这加深了“他群”对“我群”的刻板偏见，会引发不良行为模仿与自我怀疑。与聚焦社交媒体疾病表达内容的研究不同，青年女性在观看暴食视频获得社会支持的同时，严重的社会焦虑也相伴而生，这种焦虑促使她们采取屏蔽等自反性行动以抵抗负面影响。

对比各地近代报业的产生，河南有着不同于沿海等地近代报刊的产生过程，不仅有别于多数地方新闻纸均发端于外报的常规，从新式报刊进入地方，到自办近代报刊的过程亦曲折艰难。清廷政府对新式报刊的政治态度是影响河南办报进展的关键，第一份带有近代化色彩的本地报刊《汇报辑要》，是国内戊戌思潮下的产物。《汇报辑要》与当地古代报刊《省塘京报》共存了相当长的时期，但在体例和内容上，已经有了质的不同。《汇报辑要》对各新闻纸内容的选辑形式，成为本土近代报刊的雏形，开启了河南近代报刊的发展历程。

因为租界的设立、外侨的涌入以及冬季寒冷的气候特征，天津成为冰球运动最先传入和开展较为活跃的中国近代城市，新记《大公报》则是较早倡导且报道冰球运动的近代中文报刊。在文化表征视角下，本文以文本分析法、历史考据法为主要研究方法，对天津《大公报》冰球报道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相关报道既表征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北平冰球运动方兴未艾的发展态势，也表征了近代冰球运动华洋二元的权力结构及殖民和反殖民的文化斗争。这种表征是中国近代社会半殖民地属性、近代国人对西方体育文化的现代性与反殖民性诉求，以及新记《大公报》爱国立场和救亡图存宣传等社会历史语境的产物。

本文聚焦抖音平台上的癌症患者发布的相关视频内容，通过内容分析、半结构化访谈和图像引谈法，探讨平台的技术可供性与患者的传播本真性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发现，癌症博主在与观众和技术的互动中建构其本真性，并归纳出一个用于解释抖音平台中癌症博主的传播本真性框架，包括原创性、原发性、透明性、一致性和非营利性等五个维度。博主与观众之间的身份想象成为影响本真性感知的关键因素，当“想象的观众”与“想象的患者”相一致时，博主身份和视频内容的本真性更为凸显。本文为社交媒体语境中健康信息传播以及平台管理提供了实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