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的新闻评论面临结构性冲击，本文基于数字新闻的生态性视角探究新闻评论实践中的智能化观点涌现、视觉化文本再造以及情感化说理机制。新闻评论在数字性与新闻性的张力关系中经受检视，实践中出现的“AI味”浓重的评论文本常落入中庸化和标准化的数字性陷阱，新闻评论的新闻本位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被片面追求流量的传播效果导向弱化。本文倡导重振新闻评论的专业价值和职业权威，强化基于事实的理性思辨和说理能力，通过人机价值对齐构建新型信息关系，为数字时代新闻评论的内容治理提供规范路径。

从广义的文本互文，到狭义的语篇互文、语图互文，关于互文的研究不断深入并朝着跨符号系统的方向发展。正如语言和图像一样，声音和影像之间也存在着互释关系。声像互文普遍存在于各类视听文本中，这种互文（互释）关系既是历时的，也是共时的；其既存在于以声音为连接的文本之间，也存在于同一文本中的声音和影像之间。声像互文对视听文本的生产和释义机制具有重要影响，也正因为如此，以短视频为代表的后文本才有了大量增殖的可能。视听文本通过声音建立了文本和文本之间的关联，并不断地从先文本中挪取意义，因此对其的叙事和意指分析也需要放置在互文的语境下。本文提出了通过声音建立声像互文关系的几种类型，并认为声像互文存在“同向指向”“反向指向”“合力指向”三种释义机制，这三种机制对文本的释义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从平台的传媒属性到互联网成为社会基础设施，再到数据、算法成为网络平台的生产要素和工具，全球平台治理进入互联网革命的深水区。中美欧掀起的平台治理风暴出现明显分化，冷热不均，起伏不定。呈现在学术层面的诸多研究成果，成为深入分析全球平台治理进程的最佳观察点。随着近年平台治理研究持续深入，开始形成概念和理论体系。围绕平台的基础理论、平台治理的制度构建、平台的社会化治理模式创新、平台治理的司法实践和中美欧不同区域的互鉴和比较，形成学术热点。除经济和技术上的持续发展和竞争外，平台治理制度创新是国家实力角逐的重要维度。互联网平台治理还缺乏一锤定音式的解决办法，未来还需政府、学界、业界共同寻求制度上的根本创新和突破。推进平台治理应当寻求监管必要性与互联网经济发展、技术创新之间的平衡。

新闻业被话语制度主义定位为社会行动者通过规则和实践影响新闻内容的生成。数字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变了新闻业在宏观社会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揭示了从话语维度理解新闻业内部运作机制的重要性。本文综述了话语制度主义在新闻学研究中的应用：首先探讨新闻业在社会运作中的角色演化及其情感属性的显露；其次，在此基础上讨论话语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对于理解新闻的文化权威建构与职业角色认同具有的重要意义；最后，文章提出了话语制度主义视角下数字新闻业未来的研究方向，以深化对新闻业角色和特征的认识。

手机游戏已成为青少年重要的休闲娱乐方式，但其中潜在的隐私侵害为青少年的网络隐私安全带来隐患。本文基于保护动机理论，分析了家长和平台对青少年手游隐私风险意识和保护行为的影响。通过对573名高中生进行调查，发现家长积极性干预、家长限制性干预和平台警示信息接触，对青少年的风险评估有正向影响；平台隐私设置便捷性对青少年的风险评估和应对评估都有正向影响；风险评估和应对评估会推动青少年保护行为的采纳；家长干预和平台规范也会直接促进青少年隐私保护行为的实施。本研究的发现验证了保护动机理论在该语境下的适用性，并为保障青少年网络隐私安全提供了建议。

与私人化的阅读方式不同，集体阅读是一种由多人构成、具有群体性的阅读行为。这一阅读模式主要体现在20世纪中共党内和党外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动员中。从依托制度性传播媒介汇聚建党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共同阅读”；到建党后动员工人中创造的“朗读—聆听”；再到农村根据地深入群众的“集体读报”；以及延安整风学习前后以党员干部为主体的“组织化的阅读”，林林总总的集体阅读适应了不同时期文本资源匮乏、读者文化低下等复杂的阅读环境。作为中共革命年代的一种政治文化实践，集体阅读对于党构筑“主义和组织的共同体”，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本文以政治媒介为研究视角，在“绝地天通”的传统中探寻陶器媒介的诞生及其功能展演，把握华夏媒介的文化深层脉络。在古人的早期政治媒介实践中，天命和血统的传统观念为政治合法性提供了一条以宗教为媒的进路，进而塑造了礼器的媒介形态和信息传递方式。宗教和礼器所生产的政治规范“王权神授”和“藏礼于器”又成为政治生活中的新传统，从而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媒介态度和政治观念。以“政治-传统-主体”作为维度，能够更好地理解传统媒介的政治偏向和社会文化属性。

中国共产党人曾在陕甘宁边区致力于卫生医药的建设工作，在群众中进行了丰富的健康传播活动。文章结合话语实践分析理论，从文本构成、话语实践和社会价值三方面切入当时健康传播活动的具体内容：文字、视觉和声音文本，共同构成革命政治叙事背景下的多模态健康话语表达；此种话语实践，形成一种政治主导下的卫生运动与多样宣传中的日常动员模式；妇婴问题、反巫神运动和中西医合作三个主要议题，反映出现代性启蒙与组织性改造的社会价值构建过程。结论部分指出，延安时期的健康传播活动是一种以社会动员形式开展的文化运动，亦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卫生工作方针有直接指导意义。

在全面抗战时期，国统区封建妇女观念复燃，妇女运动停滞不前，妇女群体陷入社会身份的困惑之中。在中共中央及其南方局的共同指导与引领下，中共党报《新华日报·妇女之路》将女性责任、妇女解放与民族独立、国家命运和历史进步紧密结合起来，形塑出多元化的“革命新女性”话语体系，使自身日益成长为指导国统区妇女运动、抗战舆论动员的重要组织力量，指引着妇女从依附性的客体走向社会主体，以参政者、工农劳动者、革命战士等新的社会角色，斗志昂扬地参与到公共领域的社会实践之中，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厥功至伟的贡献。

当前，在世界大变局和新技术更迭的浪潮之下，国际新闻传播格局正发生深刻变化。国际传播研究面临被动实践与理论内卷的双重困境，具有整合性、本土化特色的知识生产和概念创新不足，学界亟待凝练新的理论范式和方法论路径。对此，本文主张沿循实践、文化和技术的学术脉络切近国际新闻研究领域，阐明以“国际新闻流通”作为核心概念和理论命题的重要性，以“关键事件”“网络”为研究对象改进传统范式的认知局限，并提出计算、定量与定性混合分析的方法进路。最后，文章从“应然”角度讨论国际新闻流通秩序构建的共同体理念和中国方案，以期推进国际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因为租界的设立、外侨的涌入以及冬季寒冷的气候特征，天津成为冰球运动最先传入和开展较为活跃的中国近代城市，新记《大公报》则是较早倡导且报道冰球运动的近代中文报刊。在文化表征视角下，本文以文本分析法、历史考据法为主要研究方法，对天津《大公报》冰球报道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相关报道既表征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北平冰球运动方兴未艾的发展态势，也表征了近代冰球运动华洋二元的权力结构及殖民和反殖民的文化斗争。这种表征是中国近代社会半殖民地属性、近代国人对西方体育文化的现代性与反殖民性诉求，以及新记《大公报》爱国立场和救亡图存宣传等社会历史语境的产物。

标语宣传是中国工农红军开展舆论宣传工作的重要方式之一。红军在贵州的标语宣传极具特色，具体表现在标语的发布区域广泛，书写方式多样，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开展宣传工作的经典案例。红军开展标语宣传的初衷是向民众澄清事实，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污蔑。然而，实际上标语却成为中国共产党向民众传播政治主张，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的重要载体。这些标语不仅在发动群众、瓦解白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且连接了红军和普通百姓，将党的宗旨、任务传递给老百姓，有效配合了革命及军事活动的开展。

《中国建设》(英文版）诞生于新中国应对国际斗争的外交过程中，是践行中国特色“人民外交”的重要媒体手段。本文探讨了国际政治与外宣工作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认为：《中国建设》（英文版）的创刊，不仅反映出党和政府根据国际形势和具体国情在对外战略上的调整变化，更是我国国际传播工作贯彻“人民主体”思想的具体体现。

“对话范式”是近年来指导国际传播实践的重要范式。然而伴随海外社交媒体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场域，传统“对话理论”面临社会网络关系盲区下的对象偏离和叙事错位困境。本文采取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聚焦海外社交媒体场域，结合数博会海外社交媒体传播实践，提出国际传播“对话范式”应基于海外社交媒体网络社会关系情境，引入“互动关系”“议题参与关系”和“权力关系”三大社会网络关系线索进行对话重构，以促进国际传播真正“对话”的发生。

抗日战争时期，《新疆日报》先后聘请了戴彭荫和鲁少飞等美术工作者，充分利用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的漫画开展抗战宣传和视觉动员。《新疆日报》的抗战漫画主要有报头漫画、画刊漫画、木刻漫画和连环漫画四种类型，重点围绕宣传抗日救亡理念、分析反法西斯战争局势、宣扬抗战前线辉煌战果和号召捐款捐物支援抗战等主题开展创作，体现出丰富性、讽刺性、多样性和政治性的特点。《新疆日报》的抗战漫画承担起了战时宣传动员的时代使命，推动了新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同时也为新疆美术事业的发展奠定基础。

县级融媒体建设作为我国媒体融合以及基层治理现代化中的热点话题，引起学术界和业界广泛而持续的讨论。本文使用CiteSpace分析工具，对中国知网563篇县级融媒体研究的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的文献进行分析，全景式追溯该类研究的现状、热点与趋势。研究发现，县级融媒体的研究总体呈现出“∩”字型发展态势，且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之后出现爆发式增长；研究群体呈现出“大分散、小聚集”的特点，作者间还具有较大的合作空间；研究议题以“媒体融合”为核心形成了相互联结的研究内容，初步形成多元主题相互勾连的知识生产体系，并呈现出从“媒体本位”向“治理本位”的媒介化治理逻辑转向；县级融媒体建设的功能定位、多元模式、多重困境以及县级融媒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角色定位、功能拓展、经验模式是近年来研究的主要热点知识群。未来研究需从构建合作网络、拓展研究议题的“学术槽”和加强研究方法等方面作出努力。

“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作为我国对外传播的积极尝试，却被西方媒体冠以“外宣机器”等标签质疑其故事的真实性。本文尝试基于转文化视域，借助“实践范式”的媒介研究路径，对在华外国人摄制纪录片这一媒介实践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在他者转译真实中国的实践活动中，不仅需要作为“中介物”的纪录片文本生产，还需要平台媒体、国家机构与海内外受众等行动者的联结参与，共同将转译真实中国的媒介实践嵌入国际传播的人类社会实践之中。基于此，研究提出“介入性中国故事”的全球共创与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仪式化为机制的“转文化”实践本土想象，为理解新全球化时代“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提供现实与理论维度思考。

《云南日报》是云南省政府在1935年创办的地方性报刊，在云南影响力巨大。《云南日报》作为抗战时期云南地区主要的舆论载体，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承载着在抗战大后方宣传抗日新闻、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抗战动员的重要任务。该报采用多种路径进行组合宣传，意在让云南各族人民了解中华民族内涵，并宣传爱国主义思想、推动边疆文化发展，其报道也为边疆人民熔铸了中华民族意识，增强各族群众的民族认同感和责任感。该报也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全民族抗战政策，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

本文从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出发，考察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各级主流媒体以智库化转型的方式来推动媒体融合创新，构建现代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合理性和未来潜力，并通过理解媒介场的变化，整体把握新型主流媒体在现代化治理体系之中的位置。媒体转向智库化发展，不仅为场域理论提供了中国个案经验，也借此过程获得政府资源和认可，重新塑造了新时代媒体的职业权威。

威廉·托马斯作为芝加哥学派的早期奠基人，由于“偶然性”事件和其他研究范式的崛起，其学术思想在社会学和传播学研究中均受到严重的忽略。本文以重释托马斯“主客一体”情境概念为脉络，通过文本细读方式来深入挖掘托马斯有关集会、赠礼、报刊、舆论等方面的研究观点，力图整理托马斯在芝加哥学派从思辨到经验的研究范式转换中的奠基性传播思想。进而，在传播思想史上找寻其承上启下的学术地位，并从传播研究角度评估其传播思想的当代价值。

对比各地近代报业的产生，河南有着不同于沿海等地近代报刊的产生过程，不仅有别于多数地方新闻纸均发端于外报的常规，从新式报刊进入地方，到自办近代报刊的过程亦曲折艰难。清廷政府对新式报刊的政治态度是影响河南办报进展的关键，第一份带有近代化色彩的本地报刊《汇报辑要》，是国内戊戌思潮下的产物。《汇报辑要》与当地古代报刊《省塘京报》共存了相当长的时期，但在体例和内容上，已经有了质的不同。《汇报辑要》对各新闻纸内容的选辑形式，成为本土近代报刊的雏形，开启了河南近代报刊的发展历程。

子代对亲代的 “文化反哺”推动了移动媒体技术向中老年群体的扩散，同时也加速了家庭场域权力关系的转移。本文通过对30位中老年父母的深度访谈，呈现了由智能手机使用中的“文化反哺”导致的家庭权力关系转移图景。研究发现，子代对亲代的“文化反哺”伴随着家庭场域中权力关系的变化，亲代沿着“顺从-抵触-反抗-妥协”的路线完成家庭场域中的权力转移。这场权力转移受到场域同构性、文化资本类型以及行动者性别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新场域权力关系的形成影响了两代行动者后续的行动策略选择。

全面抗战时期，党报党刊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动员和塑造政党形象的重要依托。以中国共产党在八路军击毙阿部规秀之后争取舆论支持的做法为例，本文总结了党在全面抗战时期宣传动员工作的做法及其在政党形象塑造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在日本陆军部宣布“名将之花凋落在太行山上”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报道、转发、撰稿和通电等方式宣传“八路军击毙阿部规秀”这一辉煌战果，赢得了国内外新闻媒体的广泛赞誉，使“抗日先锋”的政党形象深入人心。本文通过研究全面抗战时期党在敌后战场宣传动员工作中的经验，对如何做好新时代的统战工作和在国际社会上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戏剧是山东抗战时期的重要宣传媒介，为充分发挥戏剧的社会动员效能，山东抗日根据地采取了三个方面的措施：第一，依托剧团形成类型多样、统一协作的戏剧机构组织化格局，充分调动与组织各方力量，显示出强大的号召力、战斗力与影响力。第二，进行戏剧形态的革命化改造，通过对旧艺人、旧戏的改造与戏剧新形式的利用，确保传播队伍思想的纯粹性、传播内容的政治性、传播形式的多样性，从而使戏剧实现抗战话语的重构。第三，推进戏剧演示的大众化表达，通过深入群众生活搜集戏剧素材、关注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大事件与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最大限度地实现戏剧传播的在地化，引发群众的同情共感。

我国媒体融合从最初的“相加”“相融”到现在的“深度融合”，全媒体传播体系不断完善，这也是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必由之路。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离不开政治逻辑的引导、技术发展的驱动以及现实需求的推动。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仍存在体制机制创新不足、人才流失严重以及技术过度依赖等问题。主流媒体需坚持导向为魂、移动优先、技术为要、内容为王、人才为宝等创新路径以实现其系统性变革。

作为五四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刊物，《湘江评论》一经问世便打破了湖南舆论界的沉闷气氛，构建了一个浸润着五四精神、具备新气象的舆论空间，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湖南知识分子对时代主旋律的敏锐把握和积极响应。重点关注《湘江评论》作为报刊所具有的类特质，可以发现，《湘江评论》对舆论空间的构建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在世界革命语境下铺展开并具备现代化意识的议题奠定了舆论空间的基调；以知识青年为主又向读者开放的作者群体提升了舆论空间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简洁清晰的版面设计、丰富多样的议论形式、鲜活生动的语言风格塑造了舆论空间的独特气派。这一舆论空间的构建，不仅造就了言论井喷的盛况，更推动了湖南现实革命运动的发展。

文化价值系统的危机，是近现代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危机之一。面对西方文化价值的冲击，知识阶层开始探索冲出困境的方式，为中国文化寻求出路。报刊媒介的兴起，为知识阶层与社会大众之间搭建了可沟通对话的平台，强化了知识人的文化中介作用。本文即立足于此，对《独立评论》等刊物关于中西医之争、中西文化取舍等文化价值问题的论战展开研究，探讨在文化与社会变革中，知识人对中西文化价值系统的碰撞持何种态度，为何会产生不同的文化抉择，对此作出了怎样的回应与努力。本文同时揭示了转型时期的社会背景与知识人自身的角色属性，使知识阶层普遍认为危机中国家之出路就在于重建文化秩序，因此文化价值问题就成了争议的中心。无论持何种观点，文化争论的根本目的在于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重塑转型时期的文化价值系统。在这一社会调停的过程中，作为文化中介者的知识人对自我身份地位产生焦虑，试图重回政治中心，却始终只是钱穆意义上的“政治脂肪”。

互联网不仅定义了当今人们的生存空间与发展境遇，甚至影响了整个时代的特征。但迄今为止，围绕互联网历史的学术研究却依然乏善可陈。基于想象和浪漫化的历史叙事主导着人们对互联网起源的认知，如美国军方为了防止核打击的军事起源说，以及由反主流文化影响和主导的叙事。20世纪90年代后互联网缔造的商业神话迄今还在发酵，使得从50年代开启的互联网萌芽和60年代互联网诞生，以及70年代奠定基础架构和应用培育的漫长的互联网真实“出身”，并没有得到客观的认知。为此，本文致力于追溯历史，超越军事、文化和商业等互联网历史的三种流行叙事，挖掘科学共同体在互联网早期历史中的全方位作用，认为科学共同体才是真正的互联网之母。它不仅奠定了互联网的基础技术和基本架构，还奠定了在今天依然处于主导的网络治理机制和互联网价值观，互联网精神的内核实际上就是追求“让人类更美好”的科学精神。客观还原互联网历史才能真正认识互联网独特的开放性，真正理解互联网的本质。互联网历史的正本清源，对互联网历史的重新认知，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互联网，重新思考互联网今天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至关重要。这不仅仅关乎互联网的未来，也直接关乎数字文明的未来和人类的未来。

延安时期,为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展示中国共产党的真实形象、争取海外华人华侨和国际友人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在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思想理论的海外传播。本研究认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采用了“请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传播方式，使用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大众传播相结合的传播手段，并总结出延安时期党的思想理论海外传播有一致性、灵活性和阶段性的特点。这些宝贵的实践经验对中国共产党传播思想理论创新、讲好中国故事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文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针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阐释，深入总结我国媒体融合转型以及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实践，剖析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理论关系，梳理县级融媒体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路径模式，并进一步分析县级融媒体建设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趋势。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报道对基层舆论引导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抖音短视频越来越成为主战场。通过对10家县级融媒体中心1000条相关抖音短视频进行分析发现，县级融媒体中心多采用权威信源，主动发布信息，以获得舆论引导主动权；内容大多涉及本地，以情况通报和科普类为主，情感偏中立和正向，积极聚焦一线医护人员；在剪辑上，适应短视频特性，多使用激发情感的音乐。同时对样本暴露出现的不足，笔者提出了相关优化建议。

明星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合法性获取，是伴随我国思想生成、文化观念、市场经济等因素杂糅的结果，也是我国文艺政策方针、文化体制探索与创新的表征。论文以《人民日报》所有提及“明星”的图文内容为研究对象，从11574条数据中筛选出2377个报道样本，并基于批判话语分析的理论视角，从文本、话语实践、社会文化实践三个层面展开了长达73年的历时性分析，试图回答：中国主流媒体的代表《人民日报》自创刊70多年来如何报道明星和建构明星形象。本研究描述了明星报道文本数量、态度、性别以及地域的历史变迁趋势；分析了明星报道话语实践中“意识形态”“明星活动”“文化建设”“娱乐经济”“明星素质”“治安管理”六大议题及其演进；按四个历史时期讨论了明星报道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变迁及与社会文化实践的互动。

本文以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的受众意识为切入点，在厘清受众意识概念的基础上，重点阐释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受众意识演进的动态轨迹，并考察了其受众意识不断深化的深层动因，最后结合百年对外传播受众意识演进过程归纳出经验性策略。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受众意识从初步确立到不断强化，其深层动因为党的“群众路线”的一贯坚持、“统一战线”思想的始终践行以及党的历史使命变迁及与时代、环境变化的共振互动。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传播实践，国际受众观业已形成，但在实践中运用不足。未来需继续坚持以受众意识为核心，明确受众主体地位，建立完善的受众研究体系，选择并善用能够影响更多国际受众的“第一圈层”受众。

1927年创办的《海事》，宗旨在于“提倡国人海事思想”，集中讨论海事问题，探索新式海军建设和海洋经济发展策略，关注太平洋海洋格局，呼吁海洋立国，以竞争海权。该杂志结合中国实际，突出海洋权益，深化国人对海权论的理解，有助于推动近代中国海洋知识的转型。

当前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代表性成果较少，视域上不够宏大，方法上稍显贫瘠，理论上贡献不足，回顾当下外新史学术史中的特定议题，可以发现，当下外新史研究困境的核心原因在于研究领域主体问题的缺乏，这是新闻史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核心挑战。本文提出了外新史研究如何回答四个“之问”的面向，并从史料、史观、史法三个层面论述了当前外新史研究纵深化发展的现实条件，认为外新史应当在适当的问题面向下濯新史料、拓展史观、创新史法。结合展望的问题面向和既有的现实条件，在世界局势愈发复杂、欧美现代化方案诠释力愈发遭到挑战的当下，我国外新史领域的持续发力也有其特定的历史使命，不仅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必要环节，也是构建现代化全球信息秩序的中国方案、给出人类历史诠释的新闻传播学科方案的有力抓手。

回顾中国互联网30年之路，网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从互联网进入中国的1990年代开始，起起伏伏的网红构成了中国互联网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随着技术的阶段性变革，网红也呈现出不同的代际特点和规律。从1990年代到2020年代，网红经历了互联网与传统媒体相结合时代的第一代网红、Web 20网民成为主体的第二代网红、移动时代具有全民动员力的第三代网红，以及视频与算法结合、真实与虚拟融合的第四代网红的演变，生产方式与价值实现也发生了相应转变；网红现象是社会转型、文化变迁和社会心理层面的反映和折射，其所形成的网红经济也与经济结构的变迁紧密相连。总体而言，网红被互联网推向浪潮之巅的时间或长或短，或许并不能概括为时代精神的代表，但它的确谱写了互联网技术和应用的演进历程，彰显了互联网独特的影响和传播力，也折射了社会传播机制的变迁，还反映了中国社会变革和社会心理的变化和走势。

新冠疫情重构了个体交往方式，促进了交往空间的数字化与社会的媒介化。东京奥运会在延期一年后以无观众的形式举行，成为奥运史上一场独特的体育盛会。奥运会开幕式作为典型的全球性媒介仪式，呈现出高度媒介化、符号化、全球化的特征。东京奥运会开幕式通过对本土与全球文化符号的组合编码，呈现了全球性叙事、本土性叙事、连接性叙事、传承性叙事四种方式，加深了受众对于东京作为两次奥运会主办城市的印象，展现出日本作为文化大国的自信心理与另类的文化风格，实现了“以人为本，平等多元”的奥运精神叙事，并在仪式中通过感伤与共情唤起后疫情时代下人们对生命意义的思考。由此得出跨文化传播的三点启示：重视自我文化认知，精确锚定共同解释项；强化国家责任修辞，用本土语言讲全球故事；巧用非语言符号叙事，消减文化折扣。

学术界论及《中外日报》与革命党的关系问题时，往往会聚焦于它与革命派报纸《苏报》的那场论战。虽然这只是该报与革命党多年交往关系中的一部分，但却直接固化了它“反对革命党”的形象。另外，受其创办人汪康年及该报立宪性质的影响，学界似乎已经情绪化地将它视为落后保守的反革命报纸。事实上，《中外日报》主笔更替、历时弥长，随着清季的局势变幻，其对革命党的看法并非局限于某个单一的视角，而是经历了一个复杂而多元的过程。本文认为《中外日报》对革命党除了反对之外，还有同情和理解等诸多复杂的情感，但这种同情也并非纯粹，而是含有追求立宪的“杂质”。这对于人们立体、客观地认识和评价《中外日报》，并且揭示以《中外日报》为代表的立宪派与革命派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基于比较类型和性别差异，探讨社交媒体使用对网民容貌焦虑与幸福感的影响。通过三组心理实验，分析社交媒体使用对网民心理的影响机制，并考察性别与社会比较类型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社交媒体使用与容貌焦虑正相关，与幸福感负相关，且社会比较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研究揭示了社交媒体使用对心理的影响机制，并明确了社会比较的边界条件。本文建议通过科学引导用户理性发布与内容浏览，优化平台算法以传播健康信息。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随着中国革命进入新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政策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党中央根据这一历史阶段的总任务明确了该阶段新闻宣传工作的重心和基本任务，坚持根据复杂斗争形势运用因地制宜的宣传方式宣传、影响和组织工农群众投身革命，同时探索建立红军宣传工作制度、党管媒体制度、党报通联制度及通讯社工作制度等，丰富了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政策体系，为土地革命战争的开展、红军长征的伟大壮举以及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兴起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