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义的文本互文，到狭义的语篇互文、语图互文，关于互文的研究不断深入并朝着跨符号系统的方向发展。正如语言和图像一样，声音和影像之间也存在着互释关系。声像互文普遍存在于各类视听文本中，这种互文（互释）关系既是历时的，也是共时的；其既存在于以声音为连接的文本之间，也存在于同一文本中的声音和影像之间。声像互文对视听文本的生产和释义机制具有重要影响，也正因为如此，以短视频为代表的后文本才有了大量增殖的可能。视听文本通过声音建立了文本和文本之间的关联，并不断地从先文本中挪取意义，因此对其的叙事和意指分析也需要放置在互文的语境下。本文提出了通过声音建立声像互文关系的几种类型，并认为声像互文存在“同向指向”“反向指向”“合力指向”三种释义机制，这三种机制对文本的释义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本文以政治媒介为研究视角，在“绝地天通”的传统中探寻陶器媒介的诞生及其功能展演，把握华夏媒介的文化深层脉络。在古人的早期政治媒介实践中，天命和血统的传统观念为政治合法性提供了一条以宗教为媒的进路，进而塑造了礼器的媒介形态和信息传递方式。宗教和礼器所生产的政治规范“王权神授”和“藏礼于器”又成为政治生活中的新传统，从而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媒介态度和政治观念。以“政治-传统-主体”作为维度，能够更好地理解传统媒介的政治偏向和社会文化属性。

从平台的传媒属性到互联网成为社会基础设施，再到数据、算法成为网络平台的生产要素和工具，全球平台治理进入互联网革命的深水区。中美欧掀起的平台治理风暴出现明显分化，冷热不均，起伏不定。呈现在学术层面的诸多研究成果，成为深入分析全球平台治理进程的最佳观察点。随着近年平台治理研究持续深入，开始形成概念和理论体系。围绕平台的基础理论、平台治理的制度构建、平台的社会化治理模式创新、平台治理的司法实践和中美欧不同区域的互鉴和比较，形成学术热点。除经济和技术上的持续发展和竞争外，平台治理制度创新是国家实力角逐的重要维度。互联网平台治理还缺乏一锤定音式的解决办法，未来还需政府、学界、业界共同寻求制度上的根本创新和突破。推进平台治理应当寻求监管必要性与互联网经济发展、技术创新之间的平衡。

当前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代表性成果较少，视域上不够宏大，方法上稍显贫瘠，理论上贡献不足，回顾当下外新史学术史中的特定议题，可以发现，当下外新史研究困境的核心原因在于研究领域主体问题的缺乏，这是新闻史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核心挑战。本文提出了外新史研究如何回答四个“之问”的面向，并从史料、史观、史法三个层面论述了当前外新史研究纵深化发展的现实条件，认为外新史应当在适当的问题面向下濯新史料、拓展史观、创新史法。结合展望的问题面向和既有的现实条件，在世界局势愈发复杂、欧美现代化方案诠释力愈发遭到挑战的当下，我国外新史领域的持续发力也有其特定的历史使命，不仅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必要环节，也是构建现代化全球信息秩序的中国方案、给出人类历史诠释的新闻传播学科方案的有力抓手。

与私人化的阅读方式不同，集体阅读是一种由多人构成、具有群体性的阅读行为。这一阅读模式主要体现在20世纪中共党内和党外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动员中。从依托制度性传播媒介汇聚建党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共同阅读”；到建党后动员工人中创造的“朗读—聆听”；再到农村根据地深入群众的“集体读报”；以及延安整风学习前后以党员干部为主体的“组织化的阅读”，林林总总的集体阅读适应了不同时期文本资源匮乏、读者文化低下等复杂的阅读环境。作为中共革命年代的一种政治文化实践，集体阅读对于党构筑“主义和组织的共同体”，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数字新闻时间加速韵律推动新闻业经历着全面变革。在此背景下，新闻加速成为显性议题。在我国新闻加速相关研究中，对加速成因的分析相对薄弱片面，即过于聚焦速度形成的技术要素，忽视了其他驱动新闻加速的成因。对此，本文在梳理关于技术驱动加速的研究基础之上，拓展出“速度底色”与“关系网”两条成因分析新进路。“速度底色”强调速度贯穿在人类信息发展史中，加速是新闻时间规律发展的必然结果；“关系网”全面讨论了新闻加速形成背后的社会互动关系。两条拓展进路不仅有助于突破现存新闻加速成因分析中的技术物质性窠臼，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以更为客观全面地视角理解新闻加速的成因、现象及影响。

在全面抗战时期，国统区封建妇女观念复燃，妇女运动停滞不前，妇女群体陷入社会身份的困惑之中。在中共中央及其南方局的共同指导与引领下，中共党报《新华日报·妇女之路》将女性责任、妇女解放与民族独立、国家命运和历史进步紧密结合起来，形塑出多元化的“革命新女性”话语体系，使自身日益成长为指导国统区妇女运动、抗战舆论动员的重要组织力量，指引着妇女从依附性的客体走向社会主体，以参政者、工农劳动者、革命战士等新的社会角色，斗志昂扬地参与到公共领域的社会实践之中，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厥功至伟的贡献。

“对话范式”是近年来指导国际传播实践的重要范式。然而伴随海外社交媒体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场域，传统“对话理论”面临社会网络关系盲区下的对象偏离和叙事错位困境。本文采取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聚焦海外社交媒体场域，结合数博会海外社交媒体传播实践，提出国际传播“对话范式”应基于海外社交媒体网络社会关系情境，引入“互动关系”“议题参与关系”和“权力关系”三大社会网络关系线索进行对话重构，以促进国际传播真正“对话”的发生。

延安时期,为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展示中国共产党的真实形象、争取海外华人华侨和国际友人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在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思想理论的海外传播。本研究认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采用了“请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传播方式，使用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大众传播相结合的传播手段，并总结出延安时期党的思想理论海外传播有一致性、灵活性和阶段性的特点。这些宝贵的实践经验对中国共产党传播思想理论创新、讲好中国故事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建设》(英文版）诞生于新中国应对国际斗争的外交过程中，是践行中国特色“人民外交”的重要媒体手段。本文探讨了国际政治与外宣工作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认为：《中国建设》（英文版）的创刊，不仅反映出党和政府根据国际形势和具体国情在对外战略上的调整变化，更是我国国际传播工作贯彻“人民主体”思想的具体体现。

本文从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出发，考察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各级主流媒体以智库化转型的方式来推动媒体融合创新，构建现代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合理性和未来潜力，并通过理解媒介场的变化，整体把握新型主流媒体在现代化治理体系之中的位置。媒体转向智库化发展，不仅为场域理论提供了中国个案经验，也借此过程获得政府资源和认可，重新塑造了新时代媒体的职业权威。

抗日战争时期，《新疆日报》先后聘请了戴彭荫和鲁少飞等美术工作者，充分利用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的漫画开展抗战宣传和视觉动员。《新疆日报》的抗战漫画主要有报头漫画、画刊漫画、木刻漫画和连环漫画四种类型，重点围绕宣传抗日救亡理念、分析反法西斯战争局势、宣扬抗战前线辉煌战果和号召捐款捐物支援抗战等主题开展创作，体现出丰富性、讽刺性、多样性和政治性的特点。《新疆日报》的抗战漫画承担起了战时宣传动员的时代使命，推动了新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同时也为新疆美术事业的发展奠定基础。

“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作为我国对外传播的积极尝试，却被西方媒体冠以“外宣机器”等标签质疑其故事的真实性。本文尝试基于转文化视域，借助“实践范式”的媒介研究路径，对在华外国人摄制纪录片这一媒介实践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在他者转译真实中国的实践活动中，不仅需要作为“中介物”的纪录片文本生产，还需要平台媒体、国家机构与海内外受众等行动者的联结参与，共同将转译真实中国的媒介实践嵌入国际传播的人类社会实践之中。基于此，研究提出“介入性中国故事”的全球共创与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仪式化为机制的“转文化”实践本土想象，为理解新全球化时代“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提供现实与理论维度思考。

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自主性知识体系，必须有文化自觉、理论自觉、主体自觉。这里所说的文化自觉，就是在中西古今的面向中“重返有生机的传统”，深入挖掘中华民族新闻传播文化，并在将其与全球性新闻传播文化对照比较中实现“自知之明”，进而从中汲取宝贵的思想滋养。所谓理论自觉，是指要努力走出“价值中立”的迷思，弄清“理论建设背后的逻辑”，明确理论是什么，理论干什么，理论为什么，从而坚守理论建设的基本立场与价值取向。而所谓学科主体自觉，则是要在新文科建设中保持学科的独立性、主体性，防止新闻传播学科“迷失自我”。做到这三个自觉，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才有明确的方向，可靠的基础。

媒介化社会按照媒介逻辑来建构关系、统筹社群和机制运行，技术生态塑造显性生存语境，情感公众成为理性或非理性行动的重要参与者。针对数字技术和情感公众的互嵌问题，本研究据技术可供性理论提出“技术—情感”分析框架，从生成、流通和消费三阶段考察情感公众的数字传播实践。数字技术使情感载体产生文本、行为、时空层级迭代；其情感可供性体现在具身体验真实（可融合，可操作，可虚拟）、嵌入式参与（可代偿，可盈利，可约束）、弱组织联结（可动员，可收编，可反塑）；数字情感的体验感、生产性和行动力赋权情感公众以参与微观社会政治的实践能力。由此“行动的情感公众”成为数字时代真相、舆论、治理等众多公共问题的关键纽结点。

新冠疫情重构了个体交往方式，促进了交往空间的数字化与社会的媒介化。东京奥运会在延期一年后以无观众的形式举行，成为奥运史上一场独特的体育盛会。奥运会开幕式作为典型的全球性媒介仪式，呈现出高度媒介化、符号化、全球化的特征。东京奥运会开幕式通过对本土与全球文化符号的组合编码，呈现了全球性叙事、本土性叙事、连接性叙事、传承性叙事四种方式，加深了受众对于东京作为两次奥运会主办城市的印象，展现出日本作为文化大国的自信心理与另类的文化风格，实现了“以人为本，平等多元”的奥运精神叙事，并在仪式中通过感伤与共情唤起后疫情时代下人们对生命意义的思考。由此得出跨文化传播的三点启示：重视自我文化认知，精确锚定共同解释项；强化国家责任修辞，用本土语言讲全球故事；巧用非语言符号叙事，消减文化折扣。

作为五四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刊物，《湘江评论》一经问世便打破了湖南舆论界的沉闷气氛，构建了一个浸润着五四精神、具备新气象的舆论空间，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湖南知识分子对时代主旋律的敏锐把握和积极响应。重点关注《湘江评论》作为报刊所具有的类特质，可以发现，《湘江评论》对舆论空间的构建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在世界革命语境下铺展开并具备现代化意识的议题奠定了舆论空间的基调；以知识青年为主又向读者开放的作者群体提升了舆论空间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简洁清晰的版面设计、丰富多样的议论形式、鲜活生动的语言风格塑造了舆论空间的独特气派。这一舆论空间的构建，不仅造就了言论井喷的盛况，更推动了湖南现实革命运动的发展。

“全民义务植树”是中国重要的环境/治理式运动符号之一。本文以1981年至2021年《人民日报》有关“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报道为研究文本，考察“植树”符号及相关动员话语的变迁及空间分布。从“动员”到“常态治理”的转型过程中，植树作为环境符号在媒体报道中与环境问题的分布逻辑一致，在动员方面则呈现出“中央-地方”的权力分配特征；纵向来看，塑造典型人物和典型单位一直是最常用的动员框架，但其报道方式从最初的群众路线转变为新世纪后的“劳动示范”。“植树”在成为环境话语遗产的过程中，其行政指标色彩淡去，更具义务性的“劳动行为”形象被树立起来，参与价值塑造的主体也更加丰富多元。在治理式运动走向“再中心化”的背景下，应当重新思考并利用“植树”等环境符号的历史资源。

新闻业被话语制度主义定位为社会行动者通过规则和实践影响新闻内容的生成。数字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变了新闻业在宏观社会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揭示了从话语维度理解新闻业内部运作机制的重要性。本文综述了话语制度主义在新闻学研究中的应用：首先探讨新闻业在社会运作中的角色演化及其情感属性的显露；其次，在此基础上讨论话语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对于理解新闻的文化权威建构与职业角色认同具有的重要意义；最后，文章提出了话语制度主义视角下数字新闻业未来的研究方向，以深化对新闻业角色和特征的认识。

子代对亲代的 “文化反哺”推动了移动媒体技术向中老年群体的扩散，同时也加速了家庭场域权力关系的转移。本文通过对30位中老年父母的深度访谈，呈现了由智能手机使用中的“文化反哺”导致的家庭权力关系转移图景。研究发现，子代对亲代的“文化反哺”伴随着家庭场域中权力关系的变化，亲代沿着“顺从-抵触-反抗-妥协”的路线完成家庭场域中的权力转移。这场权力转移受到场域同构性、文化资本类型以及行动者性别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新场域权力关系的形成影响了两代行动者后续的行动策略选择。

全面抗战时期，党报党刊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动员和塑造政党形象的重要依托。以中国共产党在八路军击毙阿部规秀之后争取舆论支持的做法为例，本文总结了党在全面抗战时期宣传动员工作的做法及其在政党形象塑造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在日本陆军部宣布“名将之花凋落在太行山上”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报道、转发、撰稿和通电等方式宣传“八路军击毙阿部规秀”这一辉煌战果，赢得了国内外新闻媒体的广泛赞誉，使“抗日先锋”的政党形象深入人心。本文通过研究全面抗战时期党在敌后战场宣传动员工作中的经验，对如何做好新时代的统战工作和在国际社会上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在新闻宣传和报刊出版的实际工作中，直接表现为“群众办报”，并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话语体系和操作原则。本文认为，“群众办报”作为“群众路线”的新闻实践，是“以人民为中心”建党精神的具体体现。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和话语体系的统一。党的新闻工作在把握新闻真实、尊重新闻规律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实践了调查研究、典型人物报道等实操方法，有机综合了科学话语、建设话语及党性话语等多种形态，形成一套群众路线的新闻话语体系，满足了革命战争时期新闻参与社会动员、推动社会改造的需求。延安时期基于“群众路线”方针的“群众办报”新闻话语实践，既是构建中国革命话语体系的一次重大尝试，也推动了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及党报理论形成。

本文以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的受众意识为切入点，在厘清受众意识概念的基础上，重点阐释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受众意识演进的动态轨迹，并考察了其受众意识不断深化的深层动因，最后结合百年对外传播受众意识演进过程归纳出经验性策略。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受众意识从初步确立到不断强化，其深层动因为党的“群众路线”的一贯坚持、“统一战线”思想的始终践行以及党的历史使命变迁及与时代、环境变化的共振互动。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传播实践，国际受众观业已形成，但在实践中运用不足。未来需继续坚持以受众意识为核心，明确受众主体地位，建立完善的受众研究体系，选择并善用能够影响更多国际受众的“第一圈层”受众。

对比各地近代报业的产生，河南有着不同于沿海等地近代报刊的产生过程，不仅有别于多数地方新闻纸均发端于外报的常规，从新式报刊进入地方，到自办近代报刊的过程亦曲折艰难。清廷政府对新式报刊的政治态度是影响河南办报进展的关键，第一份带有近代化色彩的本地报刊《汇报辑要》，是国内戊戌思潮下的产物。《汇报辑要》与当地古代报刊《省塘京报》共存了相当长的时期，但在体例和内容上，已经有了质的不同。《汇报辑要》对各新闻纸内容的选辑形式，成为本土近代报刊的雏形，开启了河南近代报刊的发展历程。

本文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针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阐释，深入总结我国媒体融合转型以及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实践，剖析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理论关系，梳理县级融媒体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路径模式，并进一步分析县级融媒体建设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趋势。

本文以自上而下的政策解读视角考察1956-1958年间中国共产党的“家务劳动光荣”话语与社会主义性别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后，面对城市家庭妇女参与社会工作的迫切要求、国家工业化建设对家庭再生产职能的需求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构建新型性别关系的政治任务，中国共产党在多方力量博弈的夹缝中，通过对家务劳动的理论化论述及妇女模范的形象塑造，构建起一套“家务劳动光荣”话语，从而给予城市家庭妇女与男性一样的“社会主义劳动者”身份，在“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目标下促进两性团结。这是一个迥异于西方女权运动的阶级主体、劳动者主体的生成过程，也是一个两性携手服务于国家建设的过程。

在智能分发主导互联网媒介内容生态的背景下，如何破解“信息茧房”已成为学界及业界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从健康传播的视角出发，文章认为患者的“信息茧房”是基于中国的现实医疗资源相对匮乏的现实条件下，受认知基模影响而形成的。现实情景下，医患交流的门槛较高，时间和频次无法保证，大部分患者关于健康及疾病的原有认知难以通过几次有限的就医而彻底改变，因而互联网成为一种普遍的健康信息获取途径。但是，在算法推荐逻辑主导的大网络平台中进行健康信息搜寻只会增强疾病患者的“信息茧房”效应。文章在对既有研究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认为以互联网医疗为依托的在线健康社区具有破解疾病患者“信息茧房”的媒介价值，同时，构建“媒体+医疗+社区”的在线健康社区也是解决中国医疗资源不足问题、促进中国互联网医疗发展的有效途径。

明星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合法性获取，是伴随我国思想生成、文化观念、市场经济等因素杂糅的结果，也是我国文艺政策方针、文化体制探索与创新的表征。论文以《人民日报》所有提及“明星”的图文内容为研究对象，从11574条数据中筛选出2377个报道样本，并基于批判话语分析的理论视角，从文本、话语实践、社会文化实践三个层面展开了长达73年的历时性分析，试图回答：中国主流媒体的代表《人民日报》自创刊70多年来如何报道明星和建构明星形象。本研究描述了明星报道文本数量、态度、性别以及地域的历史变迁趋势；分析了明星报道话语实践中“意识形态”“明星活动”“文化建设”“娱乐经济”“明星素质”“治安管理”六大议题及其演进；按四个历史时期讨论了明星报道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变迁及与社会文化实践的互动。

新闻角色是新闻关系结构中新闻生产地位的动态反映，是新闻角色期待与新闻角色自知在新闻角色扮演中互动的产物。人们对新闻角色要素、角色网络、角色建设的认知与评价，构成了新闻角色观念的基本内容。新闻角色的“职业性”，表现为职业新闻生产地位有着相对清晰的地位边界，以及稳定的职业新闻角色期待与职业新闻角色自知。中国职业新闻角色观念变迁体现出“数字性”时代特征：总体变迁中的“开放性”，社交新闻阶段的“协作性”，智能新闻阶段的“共生性”。中国职业新闻角色观念的变迁形成了三条“中国性”规律：党媒角色在新闻角色系统中的主导性——新闻角色主导律；在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中调适新闻角色冲突——新闻角色平衡律；建构新闻角色共同体指示着新闻角色观念演进的方向——新闻角色演进律。

2022年中共党报党刊史研究一如既往受到诸多学科的关注，学术成果持续丰富，研究视角更加新颖，研究方法更加多元。延安《解放日报》改版问题受到重点关注，《人民日报》及其新媒体研究取得诸多成果，党报党刊的编辑理念研究成果颇多，这些构成2022年党报党刊史研究的新特点。同时，比较研究方法逐步受到重视，长时段、整体性探讨余温仍在，在新史料挖掘、新方法运用和新观点的讨论等方面都有稳步进展，表现出党报党刊史研究的生机与活力，但研究不均衡、碎片化等问题仍然没有根本改变。

当代中国新闻史书写范式创立的基础，一是共产党领导广大新闻工作者在革命战争年代的丰富新闻实践，另一是新闻史学界前辈在新闻史书写范式方面的学术积累。在此基础上，第一代新闻史学者创立了“革命阶段+新闻活动”的“中国新闻史”书写范式。这一书写范式在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最后十年，发展成“历史朝代/革命阶段+新闻活动（附新中国建立后台港澳新闻事业）”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书写范式。进入21世纪后，新闻史学界又在“社会（学/史）视角+新闻活动”“总论性书名：综述理论+专题史内容”等新闻史书写范式方面进行了探索。

1927年创办的《海事》，宗旨在于“提倡国人海事思想”，集中讨论海事问题，探索新式海军建设和海洋经济发展策略，关注太平洋海洋格局，呼吁海洋立国，以竞争海权。该杂志结合中国实际，突出海洋权益，深化国人对海权论的理解，有助于推动近代中国海洋知识的转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随着中国革命进入新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政策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党中央根据这一历史阶段的总任务明确了该阶段新闻宣传工作的重心和基本任务，坚持根据复杂斗争形势运用因地制宜的宣传方式宣传、影响和组织工农群众投身革命，同时探索建立红军宣传工作制度、党管媒体制度、党报通联制度及通讯社工作制度等，丰富了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政策体系，为土地革命战争的开展、红军长征的伟大壮举以及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兴起作出了重要贡献。

县级融媒体建设作为我国媒体融合以及基层治理现代化中的热点话题，引起学术界和业界广泛而持续的讨论。本文使用CiteSpace分析工具，对中国知网563篇县级融媒体研究的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的文献进行分析，全景式追溯该类研究的现状、热点与趋势。研究发现，县级融媒体的研究总体呈现出“∩”字型发展态势，且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之后出现爆发式增长；研究群体呈现出“大分散、小聚集”的特点，作者间还具有较大的合作空间；研究议题以“媒体融合”为核心形成了相互联结的研究内容，初步形成多元主题相互勾连的知识生产体系，并呈现出从“媒体本位”向“治理本位”的媒介化治理逻辑转向；县级融媒体建设的功能定位、多元模式、多重困境以及县级融媒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角色定位、功能拓展、经验模式是近年来研究的主要热点知识群。未来研究需从构建合作网络、拓展研究议题的“学术槽”和加强研究方法等方面作出努力。

《云南日报》是云南省政府在1935年创办的地方性报刊，在云南影响力巨大。《云南日报》作为抗战时期云南地区主要的舆论载体，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承载着在抗战大后方宣传抗日新闻、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抗战动员的重要任务。该报采用多种路径进行组合宣传，意在让云南各族人民了解中华民族内涵，并宣传爱国主义思想、推动边疆文化发展，其报道也为边疆人民熔铸了中华民族意识，增强各族群众的民族认同感和责任感。该报也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全民族抗战政策，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

副刊作为报纸的固定版面，既与时代相辉映，又有相对独立性。目前新闻史学界对王郅隆时期《大公报》副刊关注较少。本文尝试从结构与原动力的视角，结合军阀政治时代背景，对王郅隆时期《大公报》副刊进行纵向的历史分期和横向的内容分析，以栏目内容及设置、副刊改革及版面变化为着眼点，结合社会环境、编辑方针、作者来源等展开分析，进而给予王郅隆时期《大公报》副刊一种较客观的评价。我们既不能忽视它在特定时代表现出的局限性和消极性，同时也不应抹杀其客观存在的积极性和创新性，要看到副刊中的进步思想和对民族复兴的追求，以及对当时社会和政治产生的积极意义和影响。从总体上看，王郅隆时期《大公报》副刊在选题上的基调是爱国、启蒙和进步的，在内容上是贴近社会、贴近现实的。它承接了英敛之时期《大公报》副刊传统，并为此后新记《大公报》副刊奠定了基础，在《大公报》副刊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

中国共产党人曾在陕甘宁边区致力于卫生医药的建设工作，在群众中进行了丰富的健康传播活动。文章结合话语实践分析理论，从文本构成、话语实践和社会价值三方面切入当时健康传播活动的具体内容：文字、视觉和声音文本，共同构成革命政治叙事背景下的多模态健康话语表达；此种话语实践，形成一种政治主导下的卫生运动与多样宣传中的日常动员模式；妇婴问题、反巫神运动和中西医合作三个主要议题，反映出现代性启蒙与组织性改造的社会价值构建过程。结论部分指出，延安时期的健康传播活动是一种以社会动员形式开展的文化运动，亦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卫生工作方针有直接指导意义。

当前，在世界大变局和新技术更迭的浪潮之下，国际新闻传播格局正发生深刻变化。国际传播研究面临被动实践与理论内卷的双重困境，具有整合性、本土化特色的知识生产和概念创新不足，学界亟待凝练新的理论范式和方法论路径。对此，本文主张沿循实践、文化和技术的学术脉络切近国际新闻研究领域，阐明以“国际新闻流通”作为核心概念和理论命题的重要性，以“关键事件”“网络”为研究对象改进传统范式的认知局限，并提出计算、定量与定性混合分析的方法进路。最后，文章从“应然”角度讨论国际新闻流通秩序构建的共同体理念和中国方案，以期推进国际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基于中国国情总结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乡村题材纪录影像紧跟时代潮流，发挥“时代影像志”的功能，精准捕捉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后乡土社会乡村图景的主体新表征、发展新秩序和文明新形态。后乡土纪录影像以“乡语”“面孔”“城乡”为叙事创新切口，在创作实践中不断丰富叙事策略和叙事视角，兼具国际视野、家国情怀与人文情怀，记录并阐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崭新的乡村形象。

因为租界的设立、外侨的涌入以及冬季寒冷的气候特征，天津成为冰球运动最先传入和开展较为活跃的中国近代城市，新记《大公报》则是较早倡导且报道冰球运动的近代中文报刊。在文化表征视角下，本文以文本分析法、历史考据法为主要研究方法，对天津《大公报》冰球报道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相关报道既表征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北平冰球运动方兴未艾的发展态势，也表征了近代冰球运动华洋二元的权力结构及殖民和反殖民的文化斗争。这种表征是中国近代社会半殖民地属性、近代国人对西方体育文化的现代性与反殖民性诉求，以及新记《大公报》爱国立场和救亡图存宣传等社会历史语境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