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交媒体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意见领袖在国际传播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如今，意见领袖们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人际传播路径，更依托社交媒体，通过个体叙事、持续互动、情感共鸣与全球受众建立深度准社会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发挥舆论影响力。本研究以李子柒为案例，基于计算扎根方法范式和BERTopic主题模型，分析其YouTube评论区的用户反馈，探讨准社会关系中意见领袖的动力机制。研究发现，意见领袖的国际传播影响力由准社会关系的广度与深度共同决定，通过认知引导、情感共振、行为反馈三重路径进一步扩展，并反向强化准社会关系，形成自我增强的传播闭环。研究为社交媒体时代的国际传播提供新视角，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全球传播与海外对华认同的提升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傣族泼水节是中国云南地区的重要民族节日，在国际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传播日益增多。但现有文献对民族节日视频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影响力研究仍较为有限。本文借助SSLDA模型对YouTube平台上的傣族泼水节视频评论进行文本挖掘与情感分析，并结合媒介传播效果框架构建理论模型。研究揭示了泼水节视频在文化资本积累与传递中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暴露出文化误读的潜在问题。此外，研究还发现，海外网友对傣族泼水节表现出的积极情感与行为态度显著影响了他们的行为意向。本文的研究成果深化了对傣族泼水节跨文化传播影响力的理解，也为优化中国文化的全球传播策略提供了实证支持。

2024年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致力于探寻历史资源、实践经验、特色路径和新近动向。古代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关注政治传播新资料、新现象。晚清民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突出新闻本体范式，探索多元媒介的内部业务及其与中国社会文化的互动历程。学界尤为重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新闻事业，基层动员、信息传播力和理论建构等议题是研究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创新方法路径，梳理总结新近经验。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着眼于无产阶级办报理论与实践。

随着媒介的进化，尤其近年来Vlog的兴起与发展促使日记的承载形式发生嬗变，城市流动青年发布的“独居Vlog”视频日记影像表达已成为身份认同建构的重要场域。基于此，本研究采用数字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以B站作为调查田野，聚焦全国5个城市的75位流动青年视频日记创作者，深入探析视频化的内容生产实践与身份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发现，独居VLog暴露了数字界面作为一种身份建构的手段所呈现的双重特征：一方面，用户使用新工具来重新设计他们的自我展示策略；另一方面，平台利用新的界面布局来增加平台对身份连接与重塑的操控。因此，数字媒介时代的身份认同研究既需要聚焦个体的主体性，也需要关注数字技术对身份的重塑。并且，在个人与平台的双重维度下，思考技术赋权视角下社会身份联结与整合的最佳平衡点。

新闻从业者研究是新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关于记者群体的研究往往能够呈现新闻业与社会的交光互影。本研究聚焦1978至2018年间入职的记者群体，基于对68位记者的半结构式访谈及二手文本，从生命历程理论出发，揭示改革开放以来三代记者群体的职业角色与社会、政治和文化变迁的密切关联。研究表明，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记者这一身份在“职业”和“使命”中不断互型。不同于西方商业化、个体化的职业观念与实践，我国的记者职业一直是在国家和组织结构下，兼具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者和职业新闻人的双重角色，又秉持独有的“文人精神”理念。在数字技术发展背景下，记者作为职业所具备的“志业”光环有所弱化，但其所承载的历史性、时代性与人民性使命更加凸显。本研究不仅为理解中国记者职业发展提供了新视角，也为分析记者群体在当代社会的角色提供了新的实践参考。

计算广告的核心是算法传播，计算广告隐私问题治理离不开算法传播理论层面的本质探讨。本文从加速社会理论视角下的广告反思、信息茧房现象的消费再论和数据主义思想的拜物祛魅对计算广告的算法传播进行批判性审视。聚焦计算广告中算法传播与具身传播之间的内在关系，揭示了两者之间的悖论：计算广告中算法传播越先进，具身消费体验就越深刻，算法异化就越严重。本文通过法兰克福学派、媒介环境学派和经验学派的理论路径，提出计算广告隐私问题的治理要对算法平台的垄断性进行强化监管，赋予个人信息财产性以保障用户权益，通过事前、事中、事后三级控制平衡多方利益主体。

本文聚焦抖音平台上的癌症患者发布的相关视频内容，通过内容分析、半结构化访谈和图像引谈法，探讨平台的技术可供性与患者的传播本真性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发现，癌症博主在与观众和技术的互动中建构其本真性，并归纳出一个用于解释抖音平台中癌症博主的传播本真性框架，包括原创性、原发性、透明性、一致性和非营利性等五个维度。博主与观众之间的身份想象成为影响本真性感知的关键因素，当“想象的观众”与“想象的患者”相一致时，博主身份和视频内容的本真性更为凸显。本文为社交媒体语境中健康信息传播以及平台管理提供了实证参考。

1955-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在国家全面学习苏联的背景下开展早期国际化建设。1955年，新闻系成立并引入苏联专家，推进课程与教材建设。1956年，设立国际新闻班，以外语教学为基础，培养国际宣传人才。同年创办刊物《新闻与出版》，服务教学实习并关注国际新闻理论与实践。1957年前后，新闻系与莫斯科大学、布拉格查理士大学等社会主义阵营高校开展学术交流，建立国际交往机制。这一系列探索实践在教学、人才培养和学术平台建设方面初步奠定了国际化基础，为后续国际传播学科建设提供了传统与借鉴。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浪潮下，以网文、网剧、网游为代表的中国流行文化是我国文化出海的重要载体。基于数字传播系统的理论框架，本研究从政策、市场和基础设施三大维度，考察推动流行文化出海的系统性力量。研究发现，政策系统通过制定宏观发展规划和微观产业扶持政策，为流行文化出海提供战略引领；市场系统依托流行文化的海外市场需求与竞争格局，配置文化出海的产业链条，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发展动力；基础设施系统作为支撑文化出海的物质基底，以物质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和平台基础设施建设的组合，提升文化国际传播的物质控制权。本研究对“政策—市场—基础设施”要素互构下的流行文化出海系统的分析，能够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提供理论启示与实践借鉴。

中华文化有效国际传播有助于塑造真实、立体、全面、客观的中国形象，有助于让海外受众更好地理解中国价值，但文化独特性导致受众在接受并理解他国文化时存在相当程度的难点与困境，这也构成了中国国际传播中一对重要的矛盾关系。近年来，在新媒介、新技术的助力下，具有中资背景的网络文学、短视频、微短剧、电子游戏逐渐被海外受众作为日常性使用的媒介资源，这些媒介形式和内容呈现出场景虚拟化和叙事虚构化特质。整体上看，场景虚拟化和叙事虚构化在多种媒介技术赋能与创新的合力下，能够挣脱空间、时间、心理等既有限制，从而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流动性与意象性，重塑文化表达方式，突破传统的线性时间观念，搭建新的文化认知情境，促进文化认知的共鸣与共情。以此为经验，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有了新的实践路径。

信任是理解社会关系的关键，也是连接用户与新闻业的重要纽带。在复杂的数字媒体环境中，数字新闻的发展面临着新闻信任下降和用户新闻参与降低两大挑战。本文将新闻信任视为一种“特殊信任”，其中具体涉及机构信任、人际信任和信息信任三方面。数字技术的可供性改变了新闻信任的来源和形成方式，同时，虚假新闻、信息超载、平台操控等加剧了信任危机。用户的参与实践重塑了用户与新闻业的信任关系，呈现从“关系突破”到“关系维持”再到“关系构建”的动态变化过程，并最终构建起超越简单二元关系的信任生态。本文认为，基于用户新闻参与的信任关系不仅与用户和新闻业的过往互动相关，也与二者对彼此的未来期望有关，期望的满足与违背都会影响用户与新闻业的信任关系。用户新闻参与作为重建新闻信任的关键路径之一，需要用户和新闻业的共同努力，超越传统专业边界建立起包容性的信任关系，由此共同塑造一个健康、有序的新闻信任生态。

新媒体时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丰富内涵，不仅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提供了理论引领，更有助于通过文化交往使中国价值得到世界上不同文化的理解和认同，从而塑造国家形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随着智能媒体的发展，新媒体技术对跨文化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提升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效能。基于此，本研究以网络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和短视频《拿柴房造了一个森林衣帽间》为例，重点考察文化符号在媒介场域中的多向度传播策略，将文化符号的流动性和互动性纳入中华文化传播议程考量。本文指出共情传播和具身参与可以拓展中华文化的传播路径，受众的情感共鸣可以加深对中华文化符号的理解与认同，进而促进文化交流与互鉴，在文化传播领域内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构建。

1947年2月，一则推介《资本论》的广告惊现于《中央日报》头版显著位置，被称为向国统区投出的一枚“重磅炸弹”。该事件的成功主要在于中共地下党员、革命出版工作者的主动出击和周密筹划。《中央日报》推行企业化经营改革，急于寻求广告资源应对骤增成本的做法，减少了敏感广告刊登的阻力。该报内部混杂的人事变动以及革命出版工作者与报馆职员的私谊，也为广告刊登提供了难得的契机。《资本论》广告事件，是中共巧妙借用敌对报刊进行革命宣传的结果，是马克思革命宣传经验在中共宣传工作中的生动历史实践，也是中共一以贯之的做法和革命宣传的主要特色之一。

回应“系统性变革”之系统问题，需要回到对体制机制的考察。新中国新闻体制机制的改革史就是一部市场化的历史，媒体融合在某种程度上揭开了“再市场化”的序幕。以“系统性变革”为起点，从制度经济的视角看，主流媒体要立足体制机制，实现资源化发展，并利用体制机制创造更多稀缺资源。通过改良产权模式实现市场化激励，也要注重通过非正规制约营造与系统性变革相配套的文化观念和氛围。全媒体传播体系作为媒体融合组织机制转型的成熟理念应当得到更彻底的贯彻落实，各级主流媒体要勇于转变工作常规，挺进主战场。体制机制改革需要各级媒体持之以恒地探索，将过程做“厚”，才能实现体制机制的动态调试与阶段性最优。

新中国成立初期，连环画作为一种视觉媒介，是形塑国家认同的重要渠道。本研究基于政治文化理论研究发现，连环画通过意识形态改造和叙事重构，成为国家主导的视觉规训工具。国家在媒介经营管理、作品内容改造与主题导向把控等基础上，依托革命斗争激发爱国情感、法制宣传强化政权合法性和传统典故重构集体记忆这三重叙事策略，将连环画征用为政治宣传媒介，构建起“国家-人民”的意识形态联结。抽象的国家在政治符号转译与文化记忆重构中转化为具像的实体，并借助符号消费与情感投射完成视觉共同体建构。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连环画不仅是大众文化形式，更是国家治理、观念生产、认同塑造的意识形态机器，这为理解政治宣传与文化领导权的互动机制提供新视角。

作为党嵌入农村组织妇女的重要抓手，《红色中华》展开了基层传播。基层通讯员的发展促使“群众的报纸”生成，掀起纸上的妇女运动热潮，这些通过横纵交叉的传播网络抵达农妇：从横向维度看，《红色中华》借助识字班、俱乐部、妇女夜校等群众文化团体，渗透进妇女日常的认字以及读报听报文化活动。在集体性的学习氛围中，农妇潜移默化接受《红色中华》革命话语的涵化。从纵向维度看，《红色中华》指引各层级妇女组织快速执行党的最新决议以及展开精细化的数字管理，党的影响力自上而下辐射至各个角落的妇女个体，最终掀起“从纸上到行动”的妇女运动。在该过程中，报纸的基层化改造开启了一种不同于西方印刷资本主义的实践路径。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新闻教育家，安岗是党创办新中国第一所高等新闻教育机构和中国新型正规新闻教育拉开序幕的“担纲者”。基于一手史料的挖掘，本文对安岗新闻教育思想展开新探发现：安岗新闻教育思想，基于奉党中央之命创办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实践经历而形成，援引苏联模式和自身经验作为参照资源；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不仅带头研究上下“两头”，编写新中国第一套新闻学教材，而且引导师生改造思想，“从思想上树立起马列主义新闻观点”；以重视基础、强调实践为培养方针，通过“理论学好，知识吃饱”“突出新闻，走向社会”，使新闻系学生成为新闻工作的“通才”或“多面手”；价值意蕴可概括为担纲中国新型正规新闻教育，既为中国共产党新型正规新闻教育开启了新篇章，为新时期新闻教育开辟了新途径，又为新时代新闻教育提供了继承优良传统、赓续红色血脉的现实启示。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继承并创新了演讲宣传动员的方式方法，将其作为宣传动员体系的一块重要拼图。以中央苏区的演讲宣传动员历史实践为研究对象，本文通过探究演讲宣传动员在中央苏区兴起的历史逻辑与现实依据、演讲宣传动员的主体构成与培养、核心内容与价值导向、动员方式以及传播策略等内容，以期还原演讲宣传动员在中央苏区发展的历史图景。

本文通过量化呈现和历时性梳理考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5份中共中央机关报，发现改版前《解放日报》“重国际轻国内”的内容编排模式的形成是有迹可循的。从形成特征来看，1921年至1942年中共中央机关报对国际内容的重视程度总体上是一个波动上升的过程。国际内容数量在总刊文量中的占比从《向导》的1234%上升至改版前《解放日报》的4778%，在版面上也从靠后版面逐步提前至头版，且所占篇幅逐渐扩大。“重国际轻国内”编排模式的衍变受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的宣传要点、编辑部负责人、通信技术、通讯员队伍以及苏联办报模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近代外交所患最大者为中外扞格不通，时人辄思挽救，对外宣传观念由是诞生。本研究首次溯本求源地考证了近代对外宣传观念产生的史源，并系统阐释其形成轨迹、内涵理路及时空渊源。晚清对外宣传理念经历了从知识精英到官僚系统自下而上散播及在一般社会民众中扩散的双重传播过程，其本质是在近代外交困局中通过新式媒介对国家形象、权益的捍卫与护持。该观念直接孕育于晚清对外交涉所催生的“国权”意识，传统士人的报国情怀、近代报刊业的繁荣、西国间互相交涉的前车之鉴等也是影响其形成的重要因素。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成立初期，围绕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建设展开了多方面探索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以编写教材开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的道路，在回应“新闻无学”论调中牢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根基，在学术争鸣中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核心命题的认识。这些探索与实践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的本土化征程，确立了学科发展的正确方向，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体系构建和后续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消息”作为新闻的基础文体，早期却与史学话语“记事”混用。在松本君平与休曼等所著新闻学教材中，具有史学色彩的“新闻记事”被译者引入本土新闻学话语体系。但经近代学者反思，1920年后逐渐确立“新闻消息”的文体概念，开启新闻学本土化进程，推动新闻学与史学的学科分野。“消息”的概念化根源于彼时媒介技术的革新，亦受到西方新闻理念传播、职业化及教育发展的影响。至20世纪50年代，萧殷的《怎么样写新闻消息》和人民日报社《论报纸上的消息》等文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新闻消息”话语建构进入自觉阶段，并进一步强调其党性原则。这一概念生成历程既折射出新闻学本土化路径，也揭示了中国现代新闻话语体系构建的内在逻辑。

民调在西方政治选举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但当下已从过去“被认定的真理”逐渐沦为“政治工具”，民调已不再与真正的民意画等号。西方民调机构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运用的议题框架和话语策略并不一致，不同领域的操作伎俩较为成熟，形成较为固定的运作模式，迎合西方政府政治需求，成为赤裸裸的政治“打手”，且态度和行为越发明显。通过分析，西方著名国际民调机构的涉华议题生成机理体现为以美国民调机构为主体，取样范围以偏概全，在特定时间与美国政府展开配合，采用小规模数据取样，制造涉华民意等进路。为此，本文提出较为针对性的反制建议。

在过去跨文化流动相对受限、跨国数字平台生态有待成熟的背景下，桥接社群为文化国际传播提供了具体而微的实践空间。但传统意义上的桥接社群概念主要在国家和民族层面定义文化，强调社群内的共享身份和社群外的稳定边界，导致其难以被有效整合进当前文化国际传播的总体结构。同时，当下国际传播语境中日益频繁的跨文化流动和不断兴起的世界平台凸显出以个体互动实现区隔超越的可能性，这为桥接者身份的文化定义和社群描摹拓展出新的内涵。因此，本文认为应当从生活化的文化定义、异质化的社群生态和流动化的社群边界着手，将桥接社群延伸至参与跨文化交往中文化符号交换和意义再生产的更广泛意义上的个体。这一再界定导向了认知层面和物质层面的日常化桥接情境的全新建构，旨在促成一种不断迈向日常化的文化国际传播实践变革。

在新闻与平台协同运作的智能传播环境中，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方面显著提升了内容生产与互动效率，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具有隐蔽性与累积性的“人工智能谄媚”风险。基于对主流媒体、互联网企业、内容治理平台及新闻从业者的一年期跟踪研究，本文综合运用多案例研究与扎根理论，并在风险社会理论框架下构建了人工智能谄媚的“动因—表征—风险—治理”四阶段分析模型。研究表明，谄媚动因源于模型训练偏置、用户互动线索与平台治理逻辑的共同作用；谄媚表征在内容柔化、立场跟随与价值附和等层面呈现出稳定结构；谄媚风险则沿新闻实践、平台信息与治理体系三个层面持续累积并外溢；相应的治理路径已逐渐形成由技术治理、平台治理与组织治理共同构成的体系化框架。本文的分析为理解并规制生成式人工智能语境中的制度性软风险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践参考。

社交媒体使用取酬认知既与人们的网络行为息息相关，又影响着数字化劳动形态的塑造。本文对青年网民社交媒体使用的取酬认知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算法推荐感知是影响青年网民取酬观念的关键因素，它发挥着提升社交媒体使用有酬认知、抑制无酬认知的作用，还中介了网络依赖对社交媒体使用有酬认知的正向影响。与之类似，流量变现感知与社交媒体使用有酬认知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尽管网络使用满足感能够正向预测社交媒体使用无酬认知，但是网络依赖、公民意识均对有酬认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网络使用满足感和公民意识二者对有酬认知还具有相互增强的效用。

民国时期的《蒙藏月报》记录了民国政府对藏族教育、交通、邮政和电信事业的推动，以及汉藏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情况，是民国时期边区研究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一方面，该刊发挥传播范围广、引导力强的地域优势，及时为藏族同胞宣传中央政令、解读民族政策，为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奠定了政治基础；另一方面，该刊注重汉藏间的文化传播与沟通，形成了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媒介基础；同时，作为一种交往媒介，该刊追溯历史记忆，凝聚民族认同，充分发挥了历史基因在民族团结巩固中的心理导向作用，在抗日战争的特殊时期，又发挥了呼吁民族团结、号召全民抗战的精神导向作用。

伴随着大规模数据挖掘、智能算法、生成式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的流行，自动化新闻生产观念逐渐从“想象”迈向“实践”。 在生产规则、身份认同、新闻角色三个方面，自动化新闻生产逐渐转向人机协作观念，并由此引发人工智能时代新闻专长在内涵与外延方面的拓展与更新。在实践层面上，人工智能时代的新闻专长鼓励新闻从业者厘清自身的复合身份，重视创意生产理念，探索创意生产技能，明确新闻文化的整体转型方向。数字新闻理论也应当因循这一逻辑深入探索以人为中心、以人机协作为核心环节的人工智能新闻文化。

美国“西进运动”中的摄影图像深远地影响了美国民众对于西部的认知和想象，影像作为“新媒介”与“新地方”共同成长。事实上，摄影图像的出现并没有立即改变美国民众的观看习惯以及对西部的想象。通过历史考察后发现，当“复制性”被解放、装置逐步成熟、书写能够与摄影图像结合以及摄影师有意模仿绘画中的元素后，摄影才逐步占据视觉市场，公众心中“遥远的西部”变得邻近。不同形式的图像在互补和组合中形成了可供想象的媒介共同体，文字与图像的结合形成了叙事共同体，而美国政府也通过资助西部摄影，建构了“西进拓张”的主流舆论。美国民众通过摄影图像想象“新西部”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各类媒介间的互动也为当今思考智能图像提供了镜鉴。

《人民日报》的“七一”纪念通过从民国纪年到公元纪年方式的更新、公共时间坐标的内嵌和建党日“时间加法”等措施实现对特定时间的意识形态化，构建党史叙事的时间谱系。但同时中共党史的时间叙事也会制约政治时间系统内在谱系的选择、定位和分配，以生命为隐喻的党史叙事也引发治乱兴亡“历史周期率”的思考。历年的“七一”纪念，党和国家领导人始终对腐败问题保持高度警惕，这是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也是对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警醒意识。正是这份始终如一的忧患意识与警醒意识让中国共产党找到了“让人民监督政府”“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答案，才能保证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千秋万代传递下去，在绵绵不断的时间谱系中永葆生命长青。

费孝通在学科渊源和人生经历上都与跨文化传播有诸多交集，文章结合“三圈说”来提炼费孝通跨文化传播思想的内容。他在“核心圈”研究中运用的是对中西方进行跨文化比较的方法；基于对“中间圈”的研究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观点，并将其推广到对世界多元文化间关系的理解当中；从中国向作为“外圈”的海外世界拓展，提出了心态秩序与跨文化共识体系。文化自觉和对人的观照是支撑他在不同文化圈之间跨越的观念动力。费孝通的跨文化传播思想对跨文化传播的理论和实践不乏启迪，他所思考的跨文化传播问题，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近代以来文明变局之下中国知识分子集体性的文化关切，我们或许可以以此为切入点来开启探索跨文化传播本土思想史的可能性。

搭建科学有效的评价体系是县级融媒体中心推进系统性变革的重要任务。本文以“合法性－有效性”理论作为分析框架，设计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共设置5个一级指标和25个二级指标，结合德尔菲法对具体指标进行测算论证，旨在科学评估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绩效水平。依此指标体系，需确保合法性和有效性达到动态平衡，才能最大限度地提升参与的绩效水平，切实发挥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的角色使命。

壁报通过对基层社会空间的全面渗透和对群众日常生活的深度介入，构建了情感动员的媒介基础。其内容生产坚持“改文风”和“群众办报”，以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表达方式，增强了群众的情感认同和参与感。群众不仅是信息的接受者，更通过参与创作实现了身份认同与情感共创。与此同时，党和政府通过组织制度建设和内容规范管理，将壁报激发的情感有效引导至抗战目标，实现了情感动员向政治动员的转化。壁报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的基层宣传媒介，成功实现了情感动员与社会整合，对当前新闻宣传工作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鲁迅作为借由文化资本衍生的政治资本符号，是国共两党争夺的对象。国共两党分别以各自中央党报《中央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为载体，以鲁迅纪念为仪式，通过对鲁迅形象的建构凸显了政党话语同构与冲突相交织的传播景观。对鲁迅文学成就和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崇仰与礼赞，表现了国共政党话语传播的同构性，而当鲁迅的批判话语与政党话语相左甚至冲突时，中国共产党理性评价、政党化颂扬和文化改写的逻辑与国民党话语遮蔽、政治贬低和文化打压的模式则表现了政党话语传播的冲突性。最终，中国共产党通过对“鲁迅精神”内涵的深度挖掘与时代性诠释，将其转化为凝聚知识分子的精神力量，使广大知识分子在文化层面产生共鸣，在政治理念层面形成共识，而国民党对文本的冷处理与批驳则引发了知识分子的文化疏离，导致传播失效。其传播本质是基于政党意志与政治现实的话语权争夺，并以此强化自身的合法性、权威性和意识形态主导权。

既有研究往往将《举国上下》视为“编码/解码”模型的检验之作，从而与霍尔的自述产生龃龉。为廓清此谜团，本文将其置于作品问世的语境中予以重访。研究发现，《举国上下》不仅受益于“编码/解码”模型，更形成于与教育社会学和《银幕》理论的批判性对话。从学术史的角度看，《举国上下》引领受众研究进入新境界，也留下重要问题。新世纪以来，肖·默尔斯、尼克·库尔德里等后辈学者依然沿着《举国上下》所开辟的学术方向继续探索，试图将被莫利所忽视的受众活动的具身性、实践性纳入视野，继续发掘受众作为反思文化霸权支点的学术价值。

数智技术重构了媒体记忆的建构逻辑与实践场景，传统新闻编辑室垄断的记忆权威面临平台分权、技术解构与多元主体博弈的多重挑战。本文基于组织社会学视角，引入行动者－系统－动力学理论（ASD），建构数智时代媒体记忆的三维分析框架：社会结构维度，揭示平台规则体系对职业理念的形塑与记忆伦理风险；物质环境维度，剖析技术可供性催生的超时空记忆体验与失控隐忧；行动者维度，阐释多元主体协作与对抗的复杂网络。本研究还据此提出三重优化路径：建构价值共享的记忆阐释共同体，实现平台逻辑与记忆价值的平衡；重塑人机协同的生态基础，促进技术赋能与人文导向的动态互构；构筑互联共通的展演空间，激发连接性记忆生态的活力与集体认同的向心凝聚。

如今的书写，从使用的工具到写作的姿势已经发生极大的变化，人们更多时候是在“打字”而不是“写字”。但是，诸如“写文章”“写稿子”等日常表述并没有因此被替换为“打文章”“打稿子”。“写”这个字及其相关表述，并不完美地匹配书写形式早已发生变化的现实，但为何仍然具有普遍适用性？本文借助语言哲学、媒介环境学等理论资源，就误将“打字”说成“写字”的“口误”现象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写”这个字并不描述书写活动在技术形式上的特征，而是依据文字存在状态的改变，即从心灵域到媒介域的“移置”来进行指称。因而，书写形式的变化并不影响“写”这个字用于对文字生产活动进行表述。作为一个日常表述中的“口误”，“写”这个字尚未消失，也流露出在现代书写主体的无意识中，对身体节奏与书写节奏相互协调的时间性的欲求。

本文以1999—2024年《人民日报》所有提及“网络文学”的报道内容为研究对象，运用框架分析和批判话语分析对25年来共757个有效报道样本展开历时性分析，探究《人民日报》报道网络文学的话语变迁，以期提供一种观察网络文学产业化进程的可能视角，揭示中国主流媒体对网络文学进行话语建构的历史逻辑及其现实启示。首先，本文追溯网络文学报道文本数量与态度的历史变迁样态；其次，分析网络文学报道话语实践中“文化使命”“技术驱动”“风险警示”“政策规训”“社会互动”“经济赋能”六大框架及其历时性竞争格局；最后，本文分四个历史时期讨论了网络文学报道文本与社会文化实践的互动关系。

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20多年中（1978年12月至2002年），中国新闻学知识生产、知识体系构建走过了一条具有历史变革意义的道路，在当代中国新闻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改革开放的开启，使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业重回正轨，也使当代中国新闻学知识生产、知识体系构建活动重回正道，步入时代的春天。在这二十余年的时间里，中国新闻学立足中国实际，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不仅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本来面目，取得了具有深远影响的研究成果，也在历史新闻学、理论新闻学、应用新闻学以及交叉新闻学（跨学科新闻学）各个分支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构建起了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框架，为21世纪数智时代中国新闻学研究及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铺垫了良好的基础。

政治动员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成功的主要法宝。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摸索和总结出一套独特而又行之有效的政治动员策略。本文选择石刻标语、新闻摄影照片、新闻纪录电影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动机响应与动员框架的理论视角，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实影像的政治动员框架与动员观念。研究发现，中国共产党纪实影像在情感层面应用“对抗框架放大”策略，突出中国共产党的优越性，体现出其能够带领人民群众“走向更光明”的观念；在认知层面应用“利益框架延伸”策略，展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群众政治、经济权益的获得，传递出中国共产党能够促使人民群众“成为主人翁”的观念；在工具层面应用“示范框架转化”策略，通过展现先进模范及其事迹等，凸显出中国共产党动员、带领人民群众“建设新中国”的观念。上述动员框架与观念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观念架构，成为理解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乃至政治实践的核心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