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重构了个体交往方式，促进了交往空间的数字化与社会的媒介化。东京奥运会在延期一年后以无观众的形式举行，成为奥运史上一场独特的体育盛会。奥运会开幕式作为典型的全球性媒介仪式，呈现出高度媒介化、符号化、全球化的特征。东京奥运会开幕式通过对本土与全球文化符号的组合编码，呈现了全球性叙事、本土性叙事、连接性叙事、传承性叙事四种方式，加深了受众对于东京作为两次奥运会主办城市的印象，展现出日本作为文化大国的自信心理与另类的文化风格，实现了“以人为本，平等多元”的奥运精神叙事，并在仪式中通过感伤与共情唤起后疫情时代下人们对生命意义的思考。由此得出跨文化传播的三点启示：重视自我文化认知，精确锚定共同解释项；强化国家责任修辞，用本土语言讲全球故事；巧用非语言符号叙事，消减文化折扣。

我国媒体融合从最初的“相加”“相融”到现在的“深度融合”，全媒体传播体系不断完善，这也是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必由之路。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离不开政治逻辑的引导、技术发展的驱动以及现实需求的推动。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仍存在体制机制创新不足、人才流失严重以及技术过度依赖等问题。主流媒体需坚持导向为魂、移动优先、技术为要、内容为王、人才为宝等创新路径以实现其系统性变革。

抗日战争时期，《新疆日报》先后聘请了戴彭荫和鲁少飞等美术工作者，充分利用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的漫画开展抗战宣传和视觉动员。《新疆日报》的抗战漫画主要有报头漫画、画刊漫画、木刻漫画和连环漫画四种类型，重点围绕宣传抗日救亡理念、分析反法西斯战争局势、宣扬抗战前线辉煌战果和号召捐款捐物支援抗战等主题开展创作，体现出丰富性、讽刺性、多样性和政治性的特点。《新疆日报》的抗战漫画承担起了战时宣传动员的时代使命，推动了新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同时也为新疆美术事业的发展奠定基础。

陈炽，晚清光绪朝人，曾任军机汉头班章京、户部员外郎。甲午战争后期著成《庸书》100篇，其中《报馆》提出“国之利器，不可假人”的办报观点。陈炽在维新派办报活动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马关条约》签订后，陈炽劝说康有为与之携手创办报刊、学会，以开通维新变法之风气。他不仅主持北京《万国公报》和《中外纪闻》的编辑工作，而且将强学会改名为强学书局，使维新运动在北京从秘密走向公开。1896年8月上海《时务报》创刊后，陈炽为该报担任在北京发行和推广工作，并在户部供职之余重新翻译亚当·斯密《原富》，撰写契合救亡图存时代命题的《续富国策》。其中，《畅行日报说》代表了他的办报思想。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在新闻宣传和报刊出版的实际工作中，直接表现为“群众办报”，并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话语体系和操作原则。本文认为，“群众办报”作为“群众路线”的新闻实践，是“以人民为中心”建党精神的具体体现。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和话语体系的统一。党的新闻工作在把握新闻真实、尊重新闻规律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实践了调查研究、典型人物报道等实操方法，有机综合了科学话语、建设话语及党性话语等多种形态，形成一套群众路线的新闻话语体系，满足了革命战争时期新闻参与社会动员、推动社会改造的需求。延安时期基于“群众路线”方针的“群众办报”新闻话语实践，既是构建中国革命话语体系的一次重大尝试，也推动了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及党报理论形成。

数字新闻时间加速韵律推动新闻业经历着全面变革。在此背景下，新闻加速成为显性议题。在我国新闻加速相关研究中，对加速成因的分析相对薄弱片面，即过于聚焦速度形成的技术要素，忽视了其他驱动新闻加速的成因。对此，本文在梳理关于技术驱动加速的研究基础之上，拓展出“速度底色”与“关系网”两条成因分析新进路。“速度底色”强调速度贯穿在人类信息发展史中，加速是新闻时间规律发展的必然结果；“关系网”全面讨论了新闻加速形成背后的社会互动关系。两条拓展进路不仅有助于突破现存新闻加速成因分析中的技术物质性窠臼，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以更为客观全面地视角理解新闻加速的成因、现象及影响。

本文以自上而下的政策解读视角考察1956-1958年间中国共产党的“家务劳动光荣”话语与社会主义性别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后，面对城市家庭妇女参与社会工作的迫切要求、国家工业化建设对家庭再生产职能的需求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构建新型性别关系的政治任务，中国共产党在多方力量博弈的夹缝中，通过对家务劳动的理论化论述及妇女模范的形象塑造，构建起一套“家务劳动光荣”话语，从而给予城市家庭妇女与男性一样的“社会主义劳动者”身份，在“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目标下促进两性团结。这是一个迥异于西方女权运动的阶级主体、劳动者主体的生成过程，也是一个两性携手服务于国家建设的过程。

副刊作为报纸的固定版面，既与时代相辉映，又有相对独立性。目前新闻史学界对王郅隆时期《大公报》副刊关注较少。本文尝试从结构与原动力的视角，结合军阀政治时代背景，对王郅隆时期《大公报》副刊进行纵向的历史分期和横向的内容分析，以栏目内容及设置、副刊改革及版面变化为着眼点，结合社会环境、编辑方针、作者来源等展开分析，进而给予王郅隆时期《大公报》副刊一种较客观的评价。我们既不能忽视它在特定时代表现出的局限性和消极性，同时也不应抹杀其客观存在的积极性和创新性，要看到副刊中的进步思想和对民族复兴的追求，以及对当时社会和政治产生的积极意义和影响。从总体上看，王郅隆时期《大公报》副刊在选题上的基调是爱国、启蒙和进步的，在内容上是贴近社会、贴近现实的。它承接了英敛之时期《大公报》副刊传统，并为此后新记《大公报》副刊奠定了基础，在《大公报》副刊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

在智能分发主导互联网媒介内容生态的背景下，如何破解“信息茧房”已成为学界及业界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从健康传播的视角出发，文章认为患者的“信息茧房”是基于中国的现实医疗资源相对匮乏的现实条件下，受认知基模影响而形成的。现实情景下，医患交流的门槛较高，时间和频次无法保证，大部分患者关于健康及疾病的原有认知难以通过几次有限的就医而彻底改变，因而互联网成为一种普遍的健康信息获取途径。但是，在算法推荐逻辑主导的大网络平台中进行健康信息搜寻只会增强疾病患者的“信息茧房”效应。文章在对既有研究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认为以互联网医疗为依托的在线健康社区具有破解疾病患者“信息茧房”的媒介价值，同时，构建“媒体+医疗+社区”的在线健康社区也是解决中国医疗资源不足问题、促进中国互联网医疗发展的有效途径。

《云南日报》是云南省政府在1935年创办的地方性报刊，在云南影响力巨大。《云南日报》作为抗战时期云南地区主要的舆论载体，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承载着在抗战大后方宣传抗日新闻、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抗战动员的重要任务。该报采用多种路径进行组合宣传，意在让云南各族人民了解中华民族内涵，并宣传爱国主义思想、推动边疆文化发展，其报道也为边疆人民熔铸了中华民族意识，增强各族群众的民族认同感和责任感。该报也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全民族抗战政策，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

“抑郁症”是近年来社交媒体中的公共阐释现象，这一概念已从医学范畴延伸至大众文化圈层，并逐渐在社会各层面扩散。聚焦于“抑郁症”概念在社会范围内的流行，对社交媒体中“抑郁症”的媒介呈现与话语生产模式进行研究，可发现“抑郁症”的话语场呈现出独特图景，围绕“抑郁症”议题的话语生产模式也显得复杂多元。新媒体的赋权，打破了制药业、医学会、专家学者等对疾病话语权的垄断，具有切身体验的患者或潜在患者也能参与到医学知识的建构中，获得部分的疾病阐释权。在此过程中，“抑郁症”概念扩散将难以避免地产生消极引导，这需要在研究中系统观察和梳理。

作为五四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刊物，《湘江评论》一经问世便打破了湖南舆论界的沉闷气氛，构建了一个浸润着五四精神、具备新气象的舆论空间，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湖南知识分子对时代主旋律的敏锐把握和积极响应。重点关注《湘江评论》作为报刊所具有的类特质，可以发现，《湘江评论》对舆论空间的构建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在世界革命语境下铺展开并具备现代化意识的议题奠定了舆论空间的基调；以知识青年为主又向读者开放的作者群体提升了舆论空间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简洁清晰的版面设计、丰富多样的议论形式、鲜活生动的语言风格塑造了舆论空间的独特气派。这一舆论空间的构建，不仅造就了言论井喷的盛况，更推动了湖南现实革命运动的发展。

本研究基于比较类型和性别差异，探讨社交媒体使用对网民容貌焦虑与幸福感的影响。通过三组心理实验，分析社交媒体使用对网民心理的影响机制，并考察性别与社会比较类型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社交媒体使用与容貌焦虑正相关，与幸福感负相关，且社会比较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研究揭示了社交媒体使用对心理的影响机制，并明确了社会比较的边界条件。本文建议通过科学引导用户理性发布与内容浏览，优化平台算法以传播健康信息。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拥有丰富的图像资源，载有众多的插图和“组图”，并且版面中有丰富的地图、图表、刊（版）头画等图像元素。中央苏区其他报刊上也有类似现象，此现象可视为中国共产党报刊史上的“图像转向”。“图像转向”发生于中央苏区是历史的必然走向。残酷的战争环境，要求红色报刊承担起革命动员重任，这为报刊的“图像转向”提供了契机；同时，中华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苏区美术事业的发展，为这种转向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所有图像采用“冲突”叙事框架，构建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事业、苏联组成的正义阵营和国民党、日本为代表的帝国主义组成的邪恶阵营之间的二元对立。这两类意象的塑造与传播，既坚定了广大民众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信心和走苏维埃道路的决心，又增添了广大民众对国民党及各帝国主义的仇恨，对于革命动员的顺利开展作了一定的贡献。

当前，在世界大变局和新技术更迭的浪潮之下，国际新闻传播格局正发生深刻变化。国际传播研究面临被动实践与理论内卷的双重困境，具有整合性、本土化特色的知识生产和概念创新不足，学界亟待凝练新的理论范式和方法论路径。对此，本文主张沿循实践、文化和技术的学术脉络切近国际新闻研究领域，阐明以“国际新闻流通”作为核心概念和理论命题的重要性，以“关键事件”“网络”为研究对象改进传统范式的认知局限，并提出计算、定量与定性混合分析的方法进路。最后，文章从“应然”角度讨论国际新闻流通秩序构建的共同体理念和中国方案，以期推进国际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媒介化社会按照媒介逻辑来建构关系、统筹社群和机制运行，技术生态塑造显性生存语境，情感公众成为理性或非理性行动的重要参与者。针对数字技术和情感公众的互嵌问题，本研究据技术可供性理论提出“技术—情感”分析框架，从生成、流通和消费三阶段考察情感公众的数字传播实践。数字技术使情感载体产生文本、行为、时空层级迭代；其情感可供性体现在具身体验真实（可融合，可操作，可虚拟）、嵌入式参与（可代偿，可盈利，可约束）、弱组织联结（可动员，可收编，可反塑）；数字情感的体验感、生产性和行动力赋权情感公众以参与微观社会政治的实践能力。由此“行动的情感公众”成为数字时代真相、舆论、治理等众多公共问题的关键纽结点。

延安时期,为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展示中国共产党的真实形象、争取海外华人华侨和国际友人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在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思想理论的海外传播。本研究认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采用了“请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传播方式，使用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大众传播相结合的传播手段，并总结出延安时期党的思想理论海外传播有一致性、灵活性和阶段性的特点。这些宝贵的实践经验对中国共产党传播思想理论创新、讲好中国故事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报道对基层舆论引导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抖音短视频越来越成为主战场。通过对10家县级融媒体中心1000条相关抖音短视频进行分析发现，县级融媒体中心多采用权威信源，主动发布信息，以获得舆论引导主动权；内容大多涉及本地，以情况通报和科普类为主，情感偏中立和正向，积极聚焦一线医护人员；在剪辑上，适应短视频特性，多使用激发情感的音乐。同时对样本暴露出现的不足，笔者提出了相关优化建议。

通过回顾、梳理自2021年“元宇宙元年”至今的新闻传播学CSSCI期刊（含扩展版）中传媒经济学相关研究文献发现，在“拟态环境真实化”的媒介环境下，近3年来，中国传媒经济学的前沿议题与研究热点主要从传媒、经济与管理三个层面，围绕媒介理论、传播机制、数字经济、互联网治理与媒体经营管理五个维度展开。传媒经济学者将政治与经济维度整合到媒介哲学中，在对媒介经典理论进行了重访与本土化创新的同时，分析了AIGC、算法等技术影响下的媒介形态、传媒业态之变以及互联网治理模式变革，表现出立足当下、观照未来的研究取向。智能技术、智能产业、智能生态将是未来传媒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内容，学界可深入探讨智能化背后的哲学逻辑，及其生发出的商业模式，最终构建起良好的智能传播生态。

从平台的传媒属性到互联网成为社会基础设施，再到数据、算法成为网络平台的生产要素和工具，全球平台治理进入互联网革命的深水区。中美欧掀起的平台治理风暴出现明显分化，冷热不均，起伏不定。呈现在学术层面的诸多研究成果，成为深入分析全球平台治理进程的最佳观察点。随着近年平台治理研究持续深入，开始形成概念和理论体系。围绕平台的基础理论、平台治理的制度构建、平台的社会化治理模式创新、平台治理的司法实践和中美欧不同区域的互鉴和比较，形成学术热点。除经济和技术上的持续发展和竞争外，平台治理制度创新是国家实力角逐的重要维度。互联网平台治理还缺乏一锤定音式的解决办法，未来还需政府、学界、业界共同寻求制度上的根本创新和突破。推进平台治理应当寻求监管必要性与互联网经济发展、技术创新之间的平衡。

当代中国新闻史书写范式创立的基础，一是共产党领导广大新闻工作者在革命战争年代的丰富新闻实践，另一是新闻史学界前辈在新闻史书写范式方面的学术积累。在此基础上，第一代新闻史学者创立了“革命阶段+新闻活动”的“中国新闻史”书写范式。这一书写范式在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最后十年，发展成“历史朝代/革命阶段+新闻活动（附新中国建立后台港澳新闻事业）”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书写范式。进入21世纪后，新闻史学界又在“社会（学/史）视角+新闻活动”“总论性书名：综述理论+专题史内容”等新闻史书写范式方面进行了探索。

清末民初是日本调查中国的密集时段，中国西北地区是日人调查的重点区域。在近代日本对华情报调查系统中，存在着一个“汉口乐善堂－日清贸易研究所－东亚同文书院”的独特体系，这个体系以调查资料为依托，编纂出版了以中国商业地理为主的系列书籍，这是在近代中日两国出版史上极为重要的文献资料。本文以“汉口乐善堂－日清贸易研究所－东亚同文书院”为研究脉络，以其出版的书籍为分析对象，以甘肃省为分析重点，对近代日本对华调查资料的编纂史展开考述，不但可以深入了解近代日本对华调查资料从情报到信息的转化过程，更能窥探近代日本对华扩张心态下的实用主义意图。

既往关于国家形象的研究具有城市中心主义倾向，农村议题在国际传播领域鲜有关注。研究以1982-2023年间506篇境外英文报纸的中国农村报道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内容分析来描述境外英文报纸对于中国农村议题的关注。研究发现：第一，境外英文报纸对于中国农村的关注发生了上升-下降的变化趋势，清晰地呈现出阶段性特征；第二，境外英文报纸最为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问题，主要使用了“发展框架”和“不平等框架”两类报道框架；第三，根植于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境外英文报纸所呈现的农村形象发生了“在落后中缓慢革新”“在动荡冲突中艰难转型”“在发展中消除贫困”三个阶段的变迁。研究认为，将农村形象标识为国家形象的组成部分，平衡既往研究中的城市中心主义，有助于国际传播研究谱系的自主性构建。

戏剧是山东抗战时期的重要宣传媒介，为充分发挥戏剧的社会动员效能，山东抗日根据地采取了三个方面的措施：第一，依托剧团形成类型多样、统一协作的戏剧机构组织化格局，充分调动与组织各方力量，显示出强大的号召力、战斗力与影响力。第二，进行戏剧形态的革命化改造，通过对旧艺人、旧戏的改造与戏剧新形式的利用，确保传播队伍思想的纯粹性、传播内容的政治性、传播形式的多样性，从而使戏剧实现抗战话语的重构。第三，推进戏剧演示的大众化表达，通过深入群众生活搜集戏剧素材、关注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大事件与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最大限度地实现戏剧传播的在地化，引发群众的同情共感。

乡村文明在中国经济转型和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中国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乡村的媒介形象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际社会对中国整体形象的感知与理解。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以2016年—2023年10月31日《Sixth Tone》中国乡村的相关报道为研究对象，从报道的形式特征和内容特征两大维度进行测量，总结其报道所建构的框架与呈现策略。研究发现，《Sxith Tone》对中国乡村报道时主要采用“经济后果框架”“医疗健康框架”“生态归因框架”“文化表述框架”“教育体系框架”与“政策监督框架”等六种框架。作为英语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Sixth Tone》在建构与呈现中国乡村媒介形象时能够使用多元、综合的视角展现中国乡村内部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媒介技术的进步，新媒体在健康产品宣传和营销过程中愈发重要，受众对媒介的使用方式也从简单的接触转变为更深度的互动。在电动牙刷的宣传推广中，我们试图比较媒介接触和媒介互动这两种不同卷入程度的媒介使用行为的作用差异。本研究以技术接受模型为理论框架，探究不同类型的新媒体使用行为对大学生的电动牙刷使用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感知有用性、易用性和感知风险是影响大学生对电动牙刷态度和使用意愿的关键因素。而且相较于媒介接触，媒介互动在提升大学生的态度和使用意愿方面更为明显。因此，推广健康产品时应注重产品的有用性和易用性，并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互动功能，提升用户认知与粘性，以实现更好的宣传效果。

新闻业被话语制度主义定位为社会行动者通过规则和实践影响新闻内容的生成。数字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变了新闻业在宏观社会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揭示了从话语维度理解新闻业内部运作机制的重要性。本文综述了话语制度主义在新闻学研究中的应用：首先探讨新闻业在社会运作中的角色演化及其情感属性的显露；其次，在此基础上讨论话语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对于理解新闻的文化权威建构与职业角色认同具有的重要意义；最后，文章提出了话语制度主义视角下数字新闻业未来的研究方向，以深化对新闻业角色和特征的认识。

数字时代的新闻评论面临结构性冲击，本文基于数字新闻的生态性视角探究新闻评论实践中的智能化观点涌现、视觉化文本再造以及情感化说理机制。新闻评论在数字性与新闻性的张力关系中经受检视，实践中出现的“AI味”浓重的评论文本常落入中庸化和标准化的数字性陷阱，新闻评论的新闻本位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被片面追求流量的传播效果导向弱化。本文倡导重振新闻评论的专业价值和职业权威，强化基于事实的理性思辨和说理能力，通过人机价值对齐构建新型信息关系，为数字时代新闻评论的内容治理提供规范路径。

中国共产党人曾在陕甘宁边区致力于卫生医药的建设工作，在群众中进行了丰富的健康传播活动。文章结合话语实践分析理论，从文本构成、话语实践和社会价值三方面切入当时健康传播活动的具体内容：文字、视觉和声音文本，共同构成革命政治叙事背景下的多模态健康话语表达；此种话语实践，形成一种政治主导下的卫生运动与多样宣传中的日常动员模式；妇婴问题、反巫神运动和中西医合作三个主要议题，反映出现代性启蒙与组织性改造的社会价值构建过程。结论部分指出，延安时期的健康传播活动是一种以社会动员形式开展的文化运动，亦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卫生工作方针有直接指导意义。

在“政府-平台-用户”的链式监管体系下，社交媒体平台的治理责任被落实为一系列公开发布的平台规制，以在数字空间实现先验理性的延伸。与此同时，由用户的言说、姿态和实践构成的潜隐剧本也在后台交往中日益完善，促使平台治理的现实图景从同质化的支配性力量转变成动态关系的持续缔结。以新浪微博为例，用户的“策略性顺从”表现出三个不同的维度：在完成恭敬剧本表演的同时，发展出自我尊严维护的潜在脚本；在适应平台准入门槛的同时，揭露平台治理的隐藏策略；通过定期开展公开质询，逆转平台治理的仪式过程。这些持续进行的默契较量与相互适应，塑造了用户与平台之间，以及用户彼此间的动态交互，编织出一个多维度、去中心化的“数字共通”空间，彰显了复数公共性在社交媒体平台中的可能性。

关于“讲好中国故事”的既有论述大多集中于“怎样讲好”，而对于“为何要讲”的研究尚不充分。本文的讨论对象，即是“我们为什么需要‘中国故事’”。研究发现，“大国崛起”不仅涉及诸多物质指标，还需要有与之相匹配的“大国叙事”；当下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实力”之争，往往关乎“叙事实力”的强弱；大国政治的最新发展，又与“承认的政治”密切相关，而后者又常常转化为“讲故事”的能力。就此而言，中国的“和平发展”需要“中国故事”、中国对“国际话语权”的争夺需要“中国故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需要“中国故事”。

回顾中国互联网30年之路，网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从互联网进入中国的1990年代开始，起起伏伏的网红构成了中国互联网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随着技术的阶段性变革，网红也呈现出不同的代际特点和规律。从1990年代到2020年代，网红经历了互联网与传统媒体相结合时代的第一代网红、Web 20网民成为主体的第二代网红、移动时代具有全民动员力的第三代网红，以及视频与算法结合、真实与虚拟融合的第四代网红的演变，生产方式与价值实现也发生了相应转变；网红现象是社会转型、文化变迁和社会心理层面的反映和折射，其所形成的网红经济也与经济结构的变迁紧密相连。总体而言，网红被互联网推向浪潮之巅的时间或长或短，或许并不能概括为时代精神的代表，但它的确谱写了互联网技术和应用的演进历程，彰显了互联网独特的影响和传播力，也折射了社会传播机制的变迁，还反映了中国社会变革和社会心理的变化和走势。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基于中国国情总结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乡村题材纪录影像紧跟时代潮流，发挥“时代影像志”的功能，精准捕捉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后乡土社会乡村图景的主体新表征、发展新秩序和文明新形态。后乡土纪录影像以“乡语”“面孔”“城乡”为叙事创新切口，在创作实践中不断丰富叙事策略和叙事视角，兼具国际视野、家国情怀与人文情怀，记录并阐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崭新的乡村形象。

本文将“政治家办报”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阐释其历史演进过程，并基于新的时代形势和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实践经验提炼出当下政治家办报思想的理论内涵，提出将培养“政治家记者”作为新时代践行政治家办报思想的实践路径。政治家办报思想经历了从强调新闻事业的政治性内涵到强调政治性和规律性相统一的发展历程。在新时代，政治家办报从办报理念上升为一种反映历史主动的主体意识，从实践经验抽象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理论，为当下新闻人才培养和新闻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

相较于《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的人民报刊思想，《新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形成的无产阶级报刊理论是马克思报刊思想中更为科学的思想。《莱茵报》时期，青年马克思出于对普鲁士王国的政治批判展开了对新闻出版自由问题的辩护，依托康德费希特的观念论哲学以及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国家学说，马克思初步提出了“人民报刊”的思想。然而人民报刊思想之于现实问题的局限性迫使马克思在《莱茵报》卸任后清算作为自己理论基础的黑格尔主义国家观，并逐步基于唯物史观找到了先进的历史主体——无产阶级，以此形成其成熟报刊思想——无产阶级报刊理论。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无产阶级报刊要代表无产阶级利益，服务于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而创办《新莱茵报》正是马克思成熟报刊思想的伟大实践。

校园欺凌是备受社会关注的议题，而留守儿童在家庭与社会系统中的特殊处境使得该群体的欺凌现象中更应予以关照。本研究以544名8-18岁且父母均外出务工的留守儿童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法，探讨性别、年龄、童年逆境经历与遭受校园欺凌的关联，并验证童年逆境对遭受校园欺凌及其五种亚型的影响与媒介化亲子沟通在其中的保护作用。研究发现，留守男童遭受校园欺凌的可能性较之留守女童更大；童年逆境经历较多的留守儿童更易遭受校园欺凌，具体而言，童年逆境经历越多，遭受校园欺凌及间接欺凌、性欺凌与网络欺凌三种亚型的频率越高；媒介化亲子沟通在童年逆境对遭受校园欺凌及其亚型影响的保护性作用上存在差异，与母亲的媒介化沟通能够缓解童年逆境对遭受校园欺凌及间接欺凌、网络欺凌、性欺凌的影响，而与父亲的媒介化沟通能够缓解童年逆境对遭受网络欺凌的影响。基于现有结论，研究将媒介化亲子沟通方式作为关键环节，试图对缓解留守儿童遭受校园欺凌的干预实践提出可行建议。

基于“硬—软新闻”理论，本研究从新闻用户参与的视角分析主流媒体以软化的方式报道时政新闻的可行性。基于“@央视新闻”微博中三条“大国外交最前线”时政Vlog新闻，本研究利用主题模型、社会网络分析对用户评论和转发进行分析，并探究了用户互动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用户对不同类型新闻事实的关注程度存在差异，且形式创新与用户体验受到更高重视。明星偶像粉丝与娱乐类博主在转发网络中发挥枢纽作用，与用户体验、主播有关的评论促进了用户参与。时政Vlog是主流媒体为了获得新闻用户的关注而进行的生产性新闻创新，也发挥了动态聚拢用户的作用，改善了用户体验并促进用户与媒体、用户之间情感与信任的传递，产生了关系性创新的效果。

文化类短视频作为文化国际传播实践的典型方案，在国际传播场域内构建起文化奇观，但同样存在问题。对此，从文化的情感性表达出发创设更具共通性、多样性、系统性的内容传播空间，成为提升文化类短视频国际传播效能的现实选择。共情作为贯穿文化类短视频“出海”实践的核心线索日益受到重视，共情传播转向正值发生。研究采用多模态话语分析的方法，以YouTube平台内热门文化类短视频为案例，归纳出“出海”文化类短视频的主要情感性话语，并据此解析文化类短视频增进与国际受众情感连接的建构策略。

移动互联网语境下的时空秩序是一种媒介化的型构过程。这种型构依赖作为“物”的媒介与人的物质性联结。与时空媒介化的传统经验逻辑不同，各类媒介物（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与数码物（交互界面、算法等）所构筑的时空秩序不再表现为它们对人类时空体验的工具化计量以及个体感知时空的意识主体性。相较而言，移动互联网语境下的传播实践正在把我们对时空的感知、言说与实践互构式地置于人类与智能机器联结的耦合情境。由此所构筑的媒介化时空分布于我们同媒介物和数码物“打交道”的交互过程，而非结构功能意义上的媒介化时空表征。

社交媒体已成为具有健康需求的患病个体或潜在风险群体寻求社会支持的重要渠道。本研究以社交媒体上的“暴食”视频为切入点，对受暴食困扰的青年女性个体展开深度访谈，发现青年女性观看暴食视频的行为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青年女性实现了“我知”—“我在”—“我能”的身份动态调适，获得暴食疾病认知、共享疾病情感等有力社会支持的同时，发展出监督这一新型社交方式；另一方面，青年女性认为社交媒体误用“暴食”概念，这加深了“他群”对“我群”的刻板偏见，会引发不良行为模仿与自我怀疑。与聚焦社交媒体疾病表达内容的研究不同，青年女性在观看暴食视频获得社会支持的同时，严重的社会焦虑也相伴而生，这种焦虑促使她们采取屏蔽等自反性行动以抵抗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