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需要坚定党性原则、服务人民、实事求是、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坚持追求真理、捍卫公益、推动进步的价值追求，实现内容生产的“深耕”与“融合”、传播渠道的多元一体协同以及话语体系的革新。既要坚持技术驱动，也要防范异化风险，强化媒体队伍的政治素养、提升专业能力、锤炼优良作风，坚持以实践为基础推动理论创新。

新媒体时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丰富内涵，不仅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提供了理论引领，更有助于通过文化交往使中国价值得到世界上不同文化的理解和认同，从而塑造国家形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随着智能媒体的发展，新媒体技术对跨文化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提升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效能。基于此，本研究以网络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和短视频《拿柴房造了一个森林衣帽间》为例，重点考察文化符号在媒介场域中的多向度传播策略，将文化符号的流动性和互动性纳入中华文化传播议程考量。本文指出共情传播和具身参与可以拓展中华文化的传播路径，受众的情感共鸣可以加深对中华文化符号的理解与认同，进而促进文化交流与互鉴，在文化传播领域内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构建。

随着媒介的进化，尤其近年来Vlog的兴起与发展促使日记的承载形式发生嬗变，城市流动青年发布的“独居Vlog”视频日记影像表达已成为身份认同建构的重要场域。基于此，本研究采用数字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以B站作为调查田野，聚焦全国5个城市的75位流动青年视频日记创作者，深入探析视频化的内容生产实践与身份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发现，独居VLog暴露了数字界面作为一种身份建构的手段所呈现的双重特征：一方面，用户使用新工具来重新设计他们的自我展示策略；另一方面，平台利用新的界面布局来增加平台对身份连接与重塑的操控。因此，数字媒介时代的身份认同研究既需要聚焦个体的主体性，也需要关注数字技术对身份的重塑。并且，在个人与平台的双重维度下，思考技术赋权视角下社会身份联结与整合的最佳平衡点。

在新闻与平台协同运作的智能传播环境中，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方面显著提升了内容生产与互动效率，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具有隐蔽性与累积性的“人工智能谄媚”风险。基于对主流媒体、互联网企业、内容治理平台及新闻从业者的一年期跟踪研究，本文综合运用多案例研究与扎根理论，并在风险社会理论框架下构建了人工智能谄媚的“动因—表征—风险—治理”四阶段分析模型。研究表明，谄媚动因源于模型训练偏置、用户互动线索与平台治理逻辑的共同作用；谄媚表征在内容柔化、立场跟随与价值附和等层面呈现出稳定结构；谄媚风险则沿新闻实践、平台信息与治理体系三个层面持续累积并外溢；相应的治理路径已逐渐形成由技术治理、平台治理与组织治理共同构成的体系化框架。本文的分析为理解并规制生成式人工智能语境中的制度性软风险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践参考。

短视频成瘾及其引发的时间失真现象已成为数字时代的典型症候。本研究聚焦大学生群体，借助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深度访谈法揭示短视频成瘾与时间失真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短视频的算法推荐、深度沉浸感、“去时间化”的操作界面与碎片化叙事等因素促使短视频成瘾性观看，加速时间失真；数字媒介时代的元认知能力不足引发主动调适失败，最后形成“短视频成瘾—时间失真—失败调适—短视频成瘾”的内在循环。研究建议，应从涵化“数字时钟”与提升社会时间实态感知中的“主动元认知”角度来帮助用户减轻短视频成瘾程度，恢复个体对时间的具身掌控，回归社会实态的时间感知。

搭建科学有效的评价体系是县级融媒体中心推进系统性变革的重要任务。本文以“合法性－有效性”理论作为分析框架，设计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共设置5个一级指标和25个二级指标，结合德尔菲法对具体指标进行测算论证，旨在科学评估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绩效水平。依此指标体系，需确保合法性和有效性达到动态平衡，才能最大限度地提升参与的绩效水平，切实发挥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的角色使命。

费孝通在学科渊源和人生经历上都与跨文化传播有诸多交集，文章结合“三圈说”来提炼费孝通跨文化传播思想的内容。他在“核心圈”研究中运用的是对中西方进行跨文化比较的方法；基于对“中间圈”的研究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观点，并将其推广到对世界多元文化间关系的理解当中；从中国向作为“外圈”的海外世界拓展，提出了心态秩序与跨文化共识体系。文化自觉和对人的观照是支撑他在不同文化圈之间跨越的观念动力。费孝通的跨文化传播思想对跨文化传播的理论和实践不乏启迪，他所思考的跨文化传播问题，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近代以来文明变局之下中国知识分子集体性的文化关切，我们或许可以以此为切入点来开启探索跨文化传播本土思想史的可能性。

民国时期的《蒙藏月报》记录了民国政府对藏族教育、交通、邮政和电信事业的推动，以及汉藏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情况，是民国时期边区研究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一方面，该刊发挥传播范围广、引导力强的地域优势，及时为藏族同胞宣传中央政令、解读民族政策，为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奠定了政治基础；另一方面，该刊注重汉藏间的文化传播与沟通，形成了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媒介基础；同时，作为一种交往媒介，该刊追溯历史记忆，凝聚民族认同，充分发挥了历史基因在民族团结巩固中的心理导向作用，在抗日战争的特殊时期，又发挥了呼吁民族团结、号召全民抗战的精神导向作用。

本文以1999—2024年《人民日报》所有提及“网络文学”的报道内容为研究对象，运用框架分析和批判话语分析对25年来共757个有效报道样本展开历时性分析，探究《人民日报》报道网络文学的话语变迁，以期提供一种观察网络文学产业化进程的可能视角，揭示中国主流媒体对网络文学进行话语建构的历史逻辑及其现实启示。首先，本文追溯网络文学报道文本数量与态度的历史变迁样态；其次，分析网络文学报道话语实践中“文化使命”“技术驱动”“风险警示”“政策规训”“社会互动”“经济赋能”六大框架及其历时性竞争格局；最后，本文分四个历史时期讨论了网络文学报道文本与社会文化实践的互动关系。

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20多年中（1978年12月至2002年），中国新闻学知识生产、知识体系构建走过了一条具有历史变革意义的道路，在当代中国新闻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改革开放的开启，使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业重回正轨，也使当代中国新闻学知识生产、知识体系构建活动重回正道，步入时代的春天。在这二十余年的时间里，中国新闻学立足中国实际，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不仅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本来面目，取得了具有深远影响的研究成果，也在历史新闻学、理论新闻学、应用新闻学以及交叉新闻学（跨学科新闻学）各个分支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构建起了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框架，为21世纪数智时代中国新闻学研究及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铺垫了良好的基础。

壁报通过对基层社会空间的全面渗透和对群众日常生活的深度介入，构建了情感动员的媒介基础。其内容生产坚持“改文风”和“群众办报”，以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表达方式，增强了群众的情感认同和参与感。群众不仅是信息的接受者，更通过参与创作实现了身份认同与情感共创。与此同时，党和政府通过组织制度建设和内容规范管理，将壁报激发的情感有效引导至抗战目标，实现了情感动员向政治动员的转化。壁报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的基层宣传媒介，成功实现了情感动员与社会整合，对当前新闻宣传工作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美国“西进运动”中的摄影图像深远地影响了美国民众对于西部的认知和想象，影像作为“新媒介”与“新地方”共同成长。事实上，摄影图像的出现并没有立即改变美国民众的观看习惯以及对西部的想象。通过历史考察后发现，当“复制性”被解放、装置逐步成熟、书写能够与摄影图像结合以及摄影师有意模仿绘画中的元素后，摄影才逐步占据视觉市场，公众心中“遥远的西部”变得邻近。不同形式的图像在互补和组合中形成了可供想象的媒介共同体，文字与图像的结合形成了叙事共同体，而美国政府也通过资助西部摄影，建构了“西进拓张”的主流舆论。美国民众通过摄影图像想象“新西部”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各类媒介间的互动也为当今思考智能图像提供了镜鉴。

本文以战略性沉默为核心研究对象，立足中国文化语境与本土公关实践，系统梳理其理论基础、公关本质与实践逻辑。战略性沉默的本质是组织在非常态情境中的公共关系实践，并非消极的“不公关”或虚伪的“放弃公关”，而是危机公关中的积极公关策略，是一种介于言说与否说之间的权衡性决策。危机公关处理的是“破”，积极公关追求的是“立”，战略性沉默则处于破立之间的“蓄”，其独特价值在于融合危机公关“及时止损”与积极公关“蓄而化生”的双重逻辑。而当沉默被异化为社交表演与责任推卸工具，非但无法实现信任修复，反而加剧合法性危机。研究基于中国得体应时、修己安人、言行一致与情礼合一的社会文化规范，结合情境危机沟通理论中的“情境”概念，将细化为“法理情”三个维度，并提出沉默蓄势、行动立身、沟通共生的战略性沉默实践模型，以符合中国沟通智慧与文化情境，彰显自主知识体系创新。

虚假健康信息给网络生态治理带来巨大挑战。出于生理原因和素养水平限制，中老年人群已成为虚假健康信息的易感群体和关键传播节点，但相关研究仍处于发展进程中。以刺激—有机体—反应模型为基础，结合健康传播中源自认知和情感层面的关键构念，研究剖析了中老年人群从在线健康信息搜寻到虚假健康信息分享期间的心理过程。基于调查数据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在线健康信息搜寻与认知层面的健康信息过载、情感层面的健康焦虑呈正相关关系，更高的过载感知与更强的健康焦虑相对应，且健康焦虑与虚假健康信息分享可能性呈正相关。此外，互联网健康素养仅负向调节了搜寻与过载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研究进一步讨论了实证发现的理论意涵及实践价值。

本研究以《黑神话：悟空》为例，探讨中国游戏出海的机制。研究首先通过对2010－2025年间63篇核心中英文文献的系统性文献综述，归纳提炼出“叙事话语与文化符号”“技术特性与玩家体验”“文化身份与跨文化互动”“玩家主体性与社会互动”“平台机制与文化中介”“制度与经济结构”六个关键要素。随后，基于对“蒸汽平台”（Steam）53468条海外评论进行主题建模和阐释性文本分析，验证了该模型的适用性，并进一步揭示了《黑神话：悟空》在传播中呈现的语境触发型特殊现象。研究发现，中国游戏的成功出海既是叙事、技术与认同的协同机制，又是语境差异触发下受众的再阐释和意义再生产。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跨文化意义协同模型”，创新性地阐释了文化产品跨语境传播的机制。

本文基于全球范围内主要新闻媒体机构开展智能化转型的实践经验，系统考察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对新闻业态的重塑。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创新及其在新闻场域的深度介入，新闻生产模式经历了从机器辅助到人机协同的范式变革。与此同时，新闻媒体也通过布局AI战略、打造智能基础设施以及与大型科技公司等外部行动者进行合作等转型策略，从组织层面进行结构性调整以适应智能化趋势。在人工智能与新闻业深度融合趋势下，需警惕人工智能自身技术漏洞及其在新闻场域的无序扩张所带来的“智能体新闻”凌驾于“人主体新闻”之上的价值危机，新闻业应当以“创新”与“伦理”为价值锚点校准智能技术的适用边界，进而通过持续优化人工智能战略决策、构建面向人机协同的组织管理体系、主动对外披露人工智能使用情况等方式，构建一个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整合框架，最终迈向人机和谐共生的智能新闻业。

在数字游戏与移动娱乐深度嵌入家庭生活的背景下，家长对子女数字设备使用的监管成为普遍难题。本文基于保护动机理论，以301个家庭为样本，采用亲子配对问卷，考察家长对子女数字设备问题使用的感知与新媒体素养如何影响限制型、监督型、讨论型三类监管方式，并检验不同方式与子女数字成瘾及幸福感的关系。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家长对子女的问题使用感知显著正向预测限制型与监督型监管；家长新媒体素养同时显著正向预测三类监管方式，对讨论型监管预测效应更强；在效果层面，三类监管方式对子女数字成瘾的预测作用均不显著，仅讨论型监管显著提升子女幸福感。研究表明，在当前数字参与广泛、同屏特征显著的家庭数字生活中，传统的单向限制与技术监控作用有限，具备对话与协商特征的监管实践更有助于提升青少年数字幸福感，实证研究的结果为理解数字设备对家庭生活与亲子关系的影响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启示。

鲁迅作为借由文化资本衍生的政治资本符号，是国共两党争夺的对象。国共两党分别以各自中央党报《中央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为载体，以鲁迅纪念为仪式，通过对鲁迅形象的建构凸显了政党话语同构与冲突相交织的传播景观。对鲁迅文学成就和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崇仰与礼赞，表现了国共政党话语传播的同构性，而当鲁迅的批判话语与政党话语相左甚至冲突时，中国共产党理性评价、政党化颂扬和文化改写的逻辑与国民党话语遮蔽、政治贬低和文化打压的模式则表现了政党话语传播的冲突性。最终，中国共产党通过对“鲁迅精神”内涵的深度挖掘与时代性诠释，将其转化为凝聚知识分子的精神力量，使广大知识分子在文化层面产生共鸣，在政治理念层面形成共识，而国民党对文本的冷处理与批驳则引发了知识分子的文化疏离，导致传播失效。其传播本质是基于政党意志与政治现实的话语权争夺，并以此强化自身的合法性、权威性和意识形态主导权。

当前新闻史研究缺乏对历史现象进行理论建构的有效方法阐述。其中，比较方法虽广为运用，却缺乏系统探讨。从认识论看，比较研究突破了理性史观和历史主义的局限，超越了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契合唯物史观，是创新新闻史研究方法论的关键。近年来，比较历史分析方法逐渐成熟，包含变量导向（如统计比较、布尔代数比较）与案例导向（如密尔式比较、叙事比较）等具体方法。这些方法在国内新闻史研究中已有初步基础并前景广阔。综合而言，比较历史分析在新闻史研究的基本流程、构成要素及目标探索中均具独特价值，是构建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元方法。

政治动员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成功的主要法宝。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摸索和总结出一套独特而又行之有效的政治动员策略。本文选择石刻标语、新闻摄影照片、新闻纪录电影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动机响应与动员框架的理论视角，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实影像的政治动员框架与动员观念。研究发现，中国共产党纪实影像在情感层面应用“对抗框架放大”策略，突出中国共产党的优越性，体现出其能够带领人民群众“走向更光明”的观念；在认知层面应用“利益框架延伸”策略，展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群众政治、经济权益的获得，传递出中国共产党能够促使人民群众“成为主人翁”的观念；在工具层面应用“示范框架转化”策略，通过展现先进模范及其事迹等，凸显出中国共产党动员、带领人民群众“建设新中国”的观念。上述动员框架与观念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观念架构，成为理解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乃至政治实践的核心要义。

电子游戏研究在“叙事学—游戏学”论争之后进入知识重组阶段。争论所确立的文本或机制，都已难以解释平台化、持续更新与跨媒介传播条件下的游戏经验生成。叙事不再仅是预设文本，而是在玩家行动、社群协作与传播循环中被生产。机制也不止于规则系统，更延伸为平台治理、分发架构、算法可见性与商业化运营对行为的塑形力量。游戏生态论视角将作品、平台、社群、直播与数据化基础设施置于同一分析平面，重释早期论战的学科建制意义，并把问题核心从“游戏是什么”推进到“游戏如何成为经验与社会事实”。该视角提供对游戏未来形态与社会影响的讨论能够从现象描述走向结构解释，并为公共治理与文化价值评估提出更可操作的议程。

出版自由是列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有研究多以列宁原典为基础进行分析，而较少有从演变角度进行的考察。事实上，列宁出版自由思想同其全部新闻思想一样，是伴随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而不断发展演进的。因此，只有在他从事革命和政治的具体历史背景中，才能全面深入地理解其思想本质。本文在列宁从事革命与政治的历史背景中对其出版自由思想的发展演变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进而揭示其主要特点。本文认为，列宁关于出版自由的思想与其革命和政治实践密切相关；同时，列宁从阶级立场看待出版自由的核心观点始终没有改变；最后，列宁出版自由思想的重要方面是为出版自由提供切实的物质保障。

作为媒介事件的杨翠喜案是丁未政潮的先声，瞿岑集团和奕袁集团围绕媒介资源的竞争贯穿始终。在这场群体性政争事件中，国内报纸通过披露奕劻父子卖爵鬻官的政治秘闻，消解了清廷的保密统治，同时取代言官成为政治监督的主力；外国报纸一面借助在华活动探听清廷政闻、建立情报网络，一面利用国际舆论扶植袁世凯，进而干预中国朝政。不同政治集团在尊重与拉拢、制造与操纵间寻求应对媒介的可能，最终奕袁集团通过炮制假照片事件、制造革命排满话语等手段击败政敌，使得权力分配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政治逻辑。新式媒介提供一套新的叙事框架、关系网络和话语模式，不断被视作政治资源纳入决策考量，“媒介化政治”的趋势在晚清初步显现。

本文以媒介研究的实践范式为切入点，以行动者网络为分析工具，以中国古代驿站的信息传播网络为研究对象，将媒介实践研究中媒介的定义、媒介实践的构成要素、媒介仪式下的媒介实践行为、媒介实践活动的展开模式、媒介实践的社会影响五个方面，与行动者网络中网络建构的基础、要素、过程、机制与价值相对应；回顾驿站信息传播网络建构的基础，展现驿站信息传播网络建构的要素，追踪驿站信息传播网络建构的过程，探寻驿站信息传播网络的建构机制。本研究对凝聚共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有启发与借鉴意义。

面对考试失败等诸多压力源，寻求和获取社会支持是青年群体缓解压力的重要手段。其中，获取与需求匹配的社会支持可以提升社会支持对缓解压力的有效性。然而，少有研究关注在线社区中的支持匹配情况，而提供与需求相匹配的社会支持能帮助支持寻求者渡过难关。本研究基于最佳匹配理论，以豆瓣小组“考试失败垂头丧气互相安慰联合会”帖子为研究对象，对196条帖子及7228条回复进行内容分析，考察青年群体在考试失败议题下社会支持的供求现状及支持匹配情况。研究发现，在线社区中四分之三的支持需求可以得到回应，情感支持的需求和供应均占主导地位。社会支持平均匹配度为073，信息评估需求的匹配度最高，寻求共情、安慰与鼓励的匹配度最低。本研究从支持匹配的角度探究了线上社群寻求社会支持的对话机制，揭示了社会支持对在线社区自我管理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在青年群体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呈上升趋势的背景下，本研究旨在探讨如何通过信息设计有效提升青年群体的心血管健康促进行为意愿。研究基于框架效应理论、叙事理论与解释水平理论，采用2（信息框架：收益框架 vs. 损失框架）×2（叙事视角：第一人称 vs. 第三人称）×2（信息呈现形式：数字呈现 vs. 文本呈现）的三因素实验设计，检验不同信息特征组合对心血管疾病预防劝服效果的影响，并以焦虑为核心情绪变量，考察其在信息特征与健康行为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损失框架显著提高青年群体的焦虑水平，且在数字呈现与第一人称叙事结合时该效应最为明显；在收益框架条件下，第一人称叙事能够有效降低焦虑水平。进一步的调节中介分析表明，在第一人称叙事、数字呈现与损失框架条件下，焦虑对健康行为意愿的中介效应最强。研究结果加深了对框架效应、叙事理论与解释水平理论交互机制的理解，并为青年群体心血管疾病预防信息的针对性设计提供了实证依据。

学界关于20世纪70年代“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NWICO）的研究，惯以冷战语境下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内的政策博弈为核心框架，通常将美、英退出UNESCO一事视为运动走向终结的历史节点。这一叙事不仅遮蔽了NWICO与第三世界国际主义和全球去殖民化浪潮的历史关联，也将内在多元的发展中国家简化为同质化的整体。本文通过回溯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等关键节点，强调NWICO并非单纯冷战格局下的地缘政治产物，而是全球去殖民化进程中南南合作与万隆精神的制度化延伸。通过细读核心文献《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0），本文揭示“全球南方”国家内部存在的多元差异：从国家干预媒体的边界争议，到发达国家技术转移的博弈，这些分歧反映了去殖民化语境下各国利益及其实施路径的结构性张力。然而，“反对信息垄断”“捍卫信息主权”“追求传播平等”的共识，正是在协调上述差异的过程中得以形成，使NWICO超越冷战外交逻辑，成为第三世界国际主义在传播领域的重要制度实践，并为后续国际传播秩序改革留下了持久的思想遗产。

在新闻学的经典概念“范式修复”诞生四十年之际，本文细致梳理了其使用流变与理论转向。研究发现，该概念的使用流变体现在四个层面：修复动因从应对内部失范转向抵御外部系统性冲击，理论视野从西方中心拓展至全球多元语境，分析对象从精英机构下沉至个体与受众，理论内核从单一概念演进为与边界工作等多理论的深度融合。这也意味着范式修复已完成了一次根本性转向，即从一个解释行业“防御性维持”的描述性工具演变为一个分析其“能动性重构”的批判性框架，其核心动因在于数字时代下专业共同体边界的持续瓦解与重塑。本文揭示了这一经典概念从诞生、拓展到深化的完整轨迹，并为其在“后范式时代”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本文以三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新闻学概念“整体真实”“党性与人民性一致性”“舆论监督”作为概览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特色新闻学基本样貌的抓手，以甘肃日报社编印的新闻学理论刊物《新闻理论与实践》（1979—1989年）为文本依托，梳理发现改革开放初期新闻学概念的理论探索在有意识区别于苏联和他国新闻理论的前提下，既承接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历史传统，又回应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命题，更重要的是为后续中国特色新闻学标识性概念的建立提供了早期的理论雏形，这实则构成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新闻学于“守正”与“创新”之间寻找理论坐标与实践锚点的探索过程。

肇始于清末民初的连环图画是20世纪大众阅读文类的重要“发明”。以世界书局为代表的出版商对早期连环图画的商业化营销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实践，由此带来了连环图画广告业的短暂繁荣。但是，由于连环图画的社会底层阅读面向日益明确和定型，出版商的大报广告路线并未在这种通俗“小书”与其市井读者之间建立起有效联系。随着连环图画租书摊的出现与普及，连环图画广告呈现出由盛转衰的发展轨迹。本文从文本内外着手，分别对民国连环图画广告的发展轨迹、叙事风格和营销策略进行考察，借此管窥民国时期市井阅读文化的商业化发展概貌。

新闻学教材是新闻学专业知识的共识性文献，构筑了新闻学最基本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本文将以往研究中主体地位不彰的近代新闻学教材作为考察对象，以阅读史视角对近代新闻学教材的阅读群体进行专门考察。研究发现，包括函授学生在内的新闻学专业学生、新闻从业者以及普通青年等，构成了近代新闻学教材的阅读共同体。新闻学教材在传播新闻学知识的同时，也建构了读者的职业认同。两者既合力塑造了近代基于新闻学教材阅读的阐释共同体，也汇入了正在建制化发展的整个新闻学共同体的形塑进程。

学界关于1905至1907年间立宪派与革命派报刊大论战的研究多聚焦于《新民丛报》与《民报》在海外的直接论战。文章以晚清杨翠喜案为对象，考察了两派报刊的非正式论战，并提出两个核心观点：其一，在政治论战层面，双方通过争夺社会事件的阐释权来批驳对方、宣传自身政治主张进行间接论战；在思想启蒙层面，与主战场上自上而下的社会宣讲和以“教师之师”姿态进行教育式说理不同，双方更注重自下而上的动员和故事化表达。其二，尽管竞争是双方关系的主基调，但在面临报业合法性危机时，他们能转向合作，共同维护言论自由和报业利益。这一非正式合作早于政治史中“皇族内阁”出台后的两派合流，凸显出这一时期报业自主性与职业意识的崛起。

《新华日报》刊载的木刻与漫画作品是全民族抗战动员的生动形式。以视觉修辞为理论视角，文章通过分析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的木刻与漫画，发现这些美术图像通过建构性呈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世界反法西斯的斗争形势，成功接合了抗战话语发生的修辞情境与群众所感知的社会情境，为抗战话语的出场提供了合理性；结合场景、道具、动作等符号，对男女老幼和工农兵学商等人物意象进行征用再造，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持久抗战话语的图像表征与情感动员；通过语图互文的方式，充分发挥文字语言对于图像意义的锚定作用，确保了抗战话语的生产和释义。以视觉修辞视角考察《新华日报》木刻与漫画，有助于理解中国共产党抗战话语生产的图像逻辑，也对当下主流媒体提高视觉传播水平有一定参考意义。

戊戌维新后，改良与革命成为晚清先进知识分子的政治愿景。研究发现，《新小说》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份专为刊载小说而创办的报刊，推动了一批“专为报刊宣传而撰写的小说”产生。《新小说》借用《新民丛报》的发行网络，为江浙士人之间建立起了新知的阅读空间，聚合了以维新为业的作者和读者群。小说通过报刊媒介的改造，内容主题逐渐贴近现实，注重时事，走向“新闻化”，加速了世界图景的可见与扩散，强化了阅读空间的情感体验与拓展人际网络中谈论国事的可能。研究认为，彼时的新闻宣传风潮强化了文学的新闻属性，与新闻纸和书籍阅读不同，新闻化的小说在文本和媒介的交转之间开启了维新世界新的互动体验，创造了一种虚实结合的阅读政治。

本文以“竖三民”报刊系统为中心，重新审视其在晚清变局中的历史书写与社会动员功能。文章从“迂回宣传”入手，探讨其抒情传统、叙事机制及文化谱系，揭示“竖三民”如何在文社传统、印刷资本主义与民族革命之间构筑出一个交错而复杂的公共言说空间。“竖三民”与南社、国粹派之间关系紧密，其古典文风与政治情感之间并非悖论，而是晚清“复古—革命”复合性思维的体现。通过对“残山剩水”“猛士”“遗烈”等历史意象与人物的再造，报刊在文化召唤过程中激活了历史记忆，并由此催生出革命情绪。“竖三民”的“迂回”实践，乃是一种以传统资源重构历史记忆、实现现代政治动员的“间接书写”。

“大众化”是研究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独特视角与重要路径。延安时期，面对全民抗战需求和物质条件短缺等多重困境，党在新闻采编、报道典型、宣传文风、出版发行、基层实践等方面推动了新闻大众化的系统性构建，有效降低了新闻生产成本，增强了新闻宣传服务意识，落实了群众办报理念要求，最终加强了党群联系，塑造了群众革命主体性。新闻大众化是“自上而下”传播和“自下而上”反馈的统一，通过调整新闻生产的叙事逻辑、传播渠道和互动模式，使新闻的内容、形式与传播效果实现去精英化，具备大众可及性，其底层逻辑是党的群众路线。延安时期的新闻大众化实践可为突破西方中心主义提供本土化路径，也为建构中国特色的新闻理论范式提供历史依据。

生成式AI的“拒答”机制催生了用户以“逾矩”提示诱导其突破安全边界的对抗性实践。本研究基于人机互构视域，运用焦点小组访谈、参与式观察等质性研究方法，深入考察用户产生“逾矩”行为的心理动因以及伴生的伦理风险等议题。研究发现，用户“逾矩”提示行为多出于逆反强化的心理驱动、对机器情感的技术期待以及其自我技术实践等动因。该行为在人机互构中衍生出双重风险：一是“逾矩”经验被资本化为新型文化商品，二是诱发了模型数据污染的递归循环。用户“逾矩”提示行为本质是人机互构中的安全边界性问题，未来应当着力推动用户由“系统挑战者”转向“伦理共建者”，从而最终实现人机对话中的“从心所欲不逾矩”。

延安整风运动开展后，《解放日报》未能适应整顿“三风”的形势，毛泽东指示党中央讨论《解放日报》改版问题并论述了“利用报纸做工作”理念。在《解放日报》改版实践中，毛泽东“利用报纸做工作”理念得到了深化。其中，坚持党报党性原则是根本要求，实施“全党办报”方针是根本保障，而对广大军民群众进行组织动员是根本目标。正是在该理念指导下，《解放日报》极大地推动了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等，成为党中央利用报纸组织开展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各项工作的锐利武器。

大语言模型技术突破催生了智能对话工具研发热潮，但智能对话工具对用户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机制及跨文化产品差异尚未明晰。本研究基于技术可供性理论，从智能性、拟人性、便利性、适应性四个维度构建模型，结合技术接受模型与技术信任理论，揭示了中国年轻用户对智能对话工具的技术感知，以及技术可供性对用户持续使用意愿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1）用户认为海外产品凭借更高智能性与拟人性占优，国内产品通过本土化设计实现便利性超越；（2）技术可供性通过感知有用性与易用性影响用户持续使用意愿，但在任务导向场景下，拟人性特征可能削弱用户的效率感知；（3）信任与满意度在感知有用性、易用性和用户持续使用意愿之间的双中介效应显著。研究为优化中文大模型产品设计、构建差异化技术可供性提供理论模型与实证参考。

横滨《清议报》系戊戌政变后改良派在海外的第一份机关报，然其创生及所牵引的报刊史问题，长期未受关注。文章基于日本外务省档案、书信等史料，聚焦戊戌时期“康党”在日所形成的人际网络与社会资源何以为该报创生提供可能。研究发现：政变前，“康党”以横滨大同学校与神户《东亚报》为据点，发展出桥接旅日侨商、日本民间/官方力量的关系网；尔后，康门弟子徐勤等人欲以大同学校为基础，发行《大同日报》。受政变影响，该报未能面世，然其近乎完成的筹备工作应是《清议报》速成的主因；政变后，“康党”汇聚东瀛，对校、报所形成的关系网实现再造，在人才、资金、发行等方面提供充足资源，促使《清议报》最终登场。该报之创生及其表征的断裂性，是近代以降西学东渐、“士变”等数股“风势”汇聚之果。唯其如此，方能理解《清议报》作为“第一”的意义，并深化对戊戌辛亥间报刊史的整体理解。